1927年7月14日，希俨和我登上了由武昌开往九江的轮船。我们俩都化了装，希俨穿上了长衫马褂，像个绅士或商人；我梳了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同船而行的还有教导团的几个干部，还带了一些文件。上船前，组织上特地关照过，在船上遇到熟人，互相都不准打招呼，装作不认识的陌生人样子。
在船上，我们曾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似乎对我们很注意。希俨的警惕性很高，就对我说：“下船后，不要直接去南昌，我们到庐山去‘玩’吧。”于是就设法秘密通知同行的人，让他们下船后不要和我们同行，赶快先去南昌报到。船到九江后，南昌有人来接，我们悄悄地告知来人，恐怕有坏人在盯梢，要想法子甩掉他们，所以我俩就先上庐山去了。
我们在庐山云中天饭店住了几天，经过观察，没有发现可疑人物，就赶紧下山，奔赴南昌，按预先的约定去江西大旅社报到。首先见到的就是陈潭秋同志。他对我们说：“你们来得正好。”他将党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情况告诉了我们，不过没有讲具体的日期。他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陈潭秋担任地下的江西省委书记，宛希俨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我和陈潭秋的夫人徐虔直任省委的秘书，徐管内勤，负责人事、文件档案和财务开支；我管外勤，接待上面来自中央、下面来自各地的交通员，并兼省委的机要交通员。因为要从事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组织上吩咐我们四个人在南昌不要公开露面，不参与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活动①。我们就按照中央的决定开始筹备建立地下省委的工作。从妇女部长到省委秘书，从轰轰烈烈的公开的群众运动到充满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我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性的转变。
我们开始筹备建立地下江西省委的工作。南昌城里有对姓徐的老夫妇，开了一爿酱园店，子女都是我们的党团员，我们就把省委机关建立在这家酱园店内。酱园店前面是店铺，中间是二老住的房屋，后面是放晒酱缸的院子，都是他们自己家的房子，像北京的小四合院一样。虽说店面不是很大，也具有中等的规模。潭秋和希俨分别化名为徐国栋、徐国梁，算是两老的侄儿，但因为两人的年龄和相貌相差很大，所以就以堂兄弟相称，身份都是徐家的合股人，即“股东老板”。陈潭秋留了小胡子，手里拿着个水烟筒，俨然像一个从乡下逃难来的小地主。我和徐虔直都是家庭妇女的打扮。那时我已怀孕了，但是并没有雇用保姆，除了由徐老太帮我们烧饭以外，洗衣服和清洁卫生等各种家庭妇女所必须做的事，都是我们两人自己动手做的。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到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我们的工作方式完全改变了，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我梳了个巴巴头，一身家庭妇女的打扮，过去又没有在南昌城里的公众场合中露过面，再加上挺着个大肚子，不大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与怀疑。我的具体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与共青团江西省委保持经常的联系。最早跟我联系的团省委书记叫“王麻子”，名字不记得了；团省委秘书长是饶漱石；还有一位同志叫曹策。我和他们约好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每星期见一次面，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在见面时转递的。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团省委。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据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列宁在狱中对外秘密通信，是用牛奶当墨水书写在纸上的，干了以后一点也看不出来，收到信的同志只要把纸在火上一烤，字迹就会显露出来。在我们中国，多采用的是米汤水，用写小字的毛笔，蘸了写在线装书的纸背面。看文件的人用碘酒在上面一涂，淀粉和碘起化学作用，字迹就显露出来了。米汤水不能太浓，太浓了写在反面就会在正面渗出痕迹来。毛笔也不能太粗，太粗了写在背面也会在正面看得出来。写好后再把书重新装订好，压平。此外，还要看文件的长短和带文件的交通员打扮的身份，灵活决定如何写。记得有一次要把文件送到上海去，交通员的打扮比较“洋”气，我们就不能将文件密写在线装书里，那样与他打扮的身份不符，容易引起别人怀疑。于是，就改为写在《圣经》里面，但《圣经》很厚，拆开后很难重新装订恢复原貌，只好用钢笔蘸米汤水写在字缝里，字就写得更细小了。本来我是不戴眼镜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由于经常晚上埋头在煤油灯下抄写文件，所以变成了近视眼，所幸度数不是很深。
做交通工作的人，最要紧的是记忆力必须非常好，告诉你某人住在哪里，姓甚名谁，身材长相有什么特征，接头暗号是什么，都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交通员还必须十分机警，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情况有异，就要设法灵活应变。比如我去接头，出门和回来都要留心身前身后的情况，出去前先要张望一下外面有没有不三不四的人；回来时先要在邻近的小店里买点东西，看看四周有没有跟踪盯梢的人。去接头的地点，如果很近，就步行去；如果很远，就坐黄包车，回来不能停在机关门口，要在距离稍远处下车，观察一下附近没有人注意或跟踪自己后，才能返回机关。地下工作的纪律规定，我们四个人所住的省委机关是绝对不许接待外人、不许暴露的。任何从外地来的人要接头，都不能直接到省委机关来。我和外地来的交通员接头，都是事先指定在某家旅馆里见面。在这些旅馆里，总会有一位茶房或工友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到了那里先找那个同志，用固定的接头方式对上暗号，然后才能见面联系。那时对赣西南、井冈山、赣东北来的人都有不同的固定接头方式。我们还有一只地下交通船，在赣江上航行，固定每半个月接一次头。但行船的时刻不像火车、飞机那样准确，有一段时间，只能事先预定大约在三天之内到达。在这三天之内，我就必须天天到江边的码头附近去徘徊。外表上要装作轻松自在地远眺江景，实际上却很紧张地时刻在江面上搜索那只交通船的踪影。交通员工作非但相当辛苦，还相当危险，若有意外情况全靠自己临时随机应变。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指定的交通站去接头。这个交通站设在一个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弄堂口就可以看见交通站的窗户。按原先的约定，窗口必须摆一盆花，如果窗口没有这盆花，就表示那里已出了问题。我是下午去的，天还没有黑，不但看见窗口没有盆花，而且房间里开着电灯。我觉得不妙，不敢贸然闯进去，就到隔壁弄堂里去打听。正好遇见在医院里的一位护士，是熟人，她一见面就对我说：“哎呀，昨天我们可吓死了，来了很多军警，把隔壁楼上一个人抓走了……”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与她闲扯了几句话，到公园里去兜了一圈，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并马上向陈潭秋同志报告。潭秋同志说我做得好，应该这样机警才能确保安全，避免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