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伐军的日益逼近武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很多领导人也纷纷来到武汉,武汉即将取代广州成为革命的中心。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的陈潭秋和董必武同志,以前都在湖北做过女子师范学校的老师,很多学生都受到他们的启发教育参加了革命。其中一位是1994年逝世的袁溥之同志,当年她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妇女部长(湖北省党部和武汉特别市党部是并列的,都直属国共两党临时中央领导),她还参加过1924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那次大会上,认识了宛希俨和贺昌同志。袁大姐住在邓颖超大姐家中。那时邓大姐是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的秘书。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一般人都尊称她为廖师母或廖夫人,而我们这些妇女工作干部则都叫她“何部长”。何香凝和廖仲恺一起,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帮助中山先生筹备革命活动经费、建立黄埔军校,出了很大的力。廖先生还担任了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和国民革命军的总党代表,所以黄埔军校的学生都尊称何香凝为廖师母。
在武汉特别市党部妇女部任秘书时,杜韫章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拟写标语口号,怎样草拟妇女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章程。好在我有相当的文化基础,对这些新鲜事一学就会,就这样跟着她一起去搞群众运动,一起筹备成立妇女协会的工作。因为事先都已做好了充分的筹备工作,等北伐军一到武汉,妇女协会、总工会、学生会、教师联合会、农民协会、商会等各个群众团体都挂出了牌子,宣布公开成立。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正好赶上迎接北伐军的各项工作,在革命实践中,为我思想认识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我在工作之余,还经常参加听团课、党课,时间是晚上七到九时,每次两小时。陈潭秋同志给我们讲党史和革命形势,讲为什么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参加国民党,搞国共合作。他从李大钊同志和孙中山先生结成革命友谊讲起:当时对孙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了一个字的不同提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国民党内的右派不主张“联”共的提法,要求改为“容”共。这一字之差,虽差之毫厘,却谬以千里了。“联共”说明国共两党是平等的合作,而“容共”则使共产党附属于国民党,失去了独立自主性。因为事关国共合作的本质问题,是非争不可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同志当然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孙中山先生非常开明,主张仍要提“联共”,不能因妄改一字而影响到国共平等合作。对那些顽固反对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右派,他曾生气地说:“如果你们都反对与共产党合作,那我作为国民党的领导人,就自己去加入共产党,你们觉得怎么样?!”这样,才算把右派的错误主张压了下去。这正说明了孙先生伟大的大公无私精神。可惜他在1925年就过早地逝世了,这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如果孙先生还在的话,就不会有1927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右派“清党”反共,导致国共两党分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后果。以宋庆龄和何香凝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始终继承孙先生的遗志,踉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长期亲密合作,共同迎来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每年都要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和忌日,并在天安门广场等一些重要场合悬挂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的画像,以资纪念。
除了听陈潭秋同志讲党史外,我们还听过苏兆征同志讲工人运动史,他不但讲京汉铁路的“二七”大罢工,还讲广九工人的省港大罢工,连城市环卫清洁工人都罢工了,垃圾遍地无人清扫,使香港变成“臭港”;还讲团结就是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农民运动,被称为“农民大王”的彭湃同志则给我们讲农民运动史。
在北伐军尚未进入武汉之前,在我们秘密筹备迎接北伐革命军时,大家就学会了唱一首歌,歌词和曲谱都很简单,但很有革命激情:“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打倒列强”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除军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求得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这两句简短明确的歌词,把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和纲领都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代表到广州去开过会的,都学会了唱这首歌,并把它带到各地,作为发动当地工农群众迎接北伐革命的有力宣传工具。所以北伐军所到之处,男女老少差不多人人都会唱这首歌,真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当然,我们党团员通过学习还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这只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它在基本目标上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符合的,因此才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但是与三民主义比较起来,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更高级、更彻底的革命目标。那时,我们入党献身,满腔壮志豪情,从不考虑征途中有多少曲折险阻,入党宣誓,即已决定一生服从组织,永不叛变。对光明、理想、前途,充满信心。今天自问一生,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还是经受住了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