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27日，父亲在台北逝世，享寿91岁。自1991年起，泰来哥开始编写父亲年表，亲自利用计算机打字达25万字以上，参阅资料10余种，计包括:父亲的《潮流与点滴》、《夏虫语冰录》、《八十自序》、《希圣日记（1948、1949年）》、《中国之分裂与统一》，母亲的《逃难与思归》，先姐的《我家脱险的前后》，章君榖著《杜月笙传》、万墨林著《沪上往事》，以及漆高儒、何兹全、尧鑫诸氏的纪念文稿。另外还有两项极为重要的文件:父亲于1942年香港脱险前后写给子女的家信、泰来哥60年前的日记。笔者撰写本文时，引用了这些材料。
1991年8月，任教北京师范大学的父亲北大学生何兹全先生，将父亲于1939至1941年间从香港写给他的亲笔信原件27封，全部寄交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四弟晋生。这些信件反映了父亲在事件前后内心的彷徨、焦虑与挣扎。
早年跟随国父奔走革命，险遭清廷问斩于燕市的国民党元勋汪兆铭，于1938年12月离开重庆，次年5月进入沦陷区的上海与日本谈判和平，至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与重庆使用同一国号、旗帜，标榜同一主义的政权，在大片惨遭日寇蹂躏的土地上，与日本周旋达5年5个月之久。所不同的是，重庆政府是一个主权独立，行政完整的抗日政府；“南京政府”却是一个仰附日本军阀，不能自主的傀儡政权。
汪精卫一生的功过起落，史家自有公论，数十年来，见诸历史著作和传记刊物之叙述与评论极多。高陶事件属于汪日谋和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每一部相关著作，对这个事件的缘由经过，几乎都有所申论。然而，陶氏后代对于这一段60年前震惊中外的事件，却绝少出面加以说明、补充、交代或澄清。笔者既然身为当年在上海险被落为人质的三姐弟之一，长久以来就有将身历其境的记忆，以及一些从未发表的先父信件等，以文字公诸于世的心愿。然而迟至年前退休之后，始有时间整理成文。
十余年来，笔者于酝酿作文期间，曾阅读多位知名学者的研究著作、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事件前后香港、重庆出版的报章杂志，用以印证相关人物、事情、时间、地点，藉补个人资料之不足，从而试图将此60年前一段公案之来龙去脉，作一清晰完整的重现，谨供研究现代史及先父生平的学者和有关人士参考。
笔者在书中，有时称先父为父亲，有时径称他为陶希圣，有时则混合称之。读过我初稿的亲友之中，有人认为不妥，建议应加统一。笔者曾试过：或全部都称父亲，或全部都称陶希圣。结果两者仍然有不通不妥之处。最后还是恢复原状。笔者乃自定一个称呼的原则：凡叙述历史者，直呼姓名；凡涉及家事者，一律称父亲。读者若仍觉不通不妥，幸鉴谅之。
最后有必要附带说明者:笔者从事工程技术，初无专研历史之训练，故于史料之搜寻、选取与引用，难免有专业不足之处。再者，由于是写自己的事，和写父亲的事，欲求下笔绝对冷僻客观，恐怕很难完全能够办得到。然则，笔者愿尽量以“放大格局而力求公正、实事求是而不加掩饰”的写作态度来处理本文内容，耿耿诚心，尚祈读者垂察。
笔者在台湾、大陆、香港及美国搜寻资料，承蒙许多热心人士的帮助，得以顺利阅读大量宝贵书籍文件。书中若有错漏失当之处，自当由笔者负全部责任。
陶恒生1998年12月10日于旧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