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陶希圣先生的故事，我曾以同样理由，鼓励过陶府家人，乘陶公健康极好，记忆犹新之时，请他老人家本人，作个详细口述的记录，为陶府留家乘，为国家存信史。我也劝告过，那时还是史学博士生的鲍家麟女士（陶公四子晋生的夫人）作为她的博士论文，来认真地撰写成一部有关高陶事件的史学钜著，为我国近现代史，解决一桩久悬未决的大疑案，功在文化。盖希圣先生虽然已著作等身，但是涉及这段往事，则显然是欲言又止也。后来鲍教授学成之后，对公公的访问，据说还是不够彻底。这可能因为是媳妇访问公公，不易尽所欲问。更可能则是陶公仍觉忌讳太多，不愿畅所欲言也。
若问这部“口述历史”，乃至口述历史这一新行道，究竟有什么特别重要之处呢？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所论已多。但在这儿仍不妨重复一两句，说个要略。盖“口述历史”是一种现代文明里，所特有的合作企业（Team Work）之一种。两位合作者，一位历史制造者，另一位则是有专业训练的历史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盖传统史学，往往都只是一些马后炮，在历史事件发生了很久以后，才根据史料加以追记的。这样因而有时难免也就靴搔痒，失其精义。口述历史则是根据历史制造者，在其有生之年，记忆犹新，对该项历史故事经过的亲身回忆。夫子自道，自然这故事就更为真切了。
但是口述历史，并不是小视一般史料的重要性。只是他在一般史料之外，再加上一份“口述史料”就是了。而这口述史料，不是可以任凭口述者去胡吹乱说的。它的故事是经过一位有专业训练的职业史家，详细过滤的史料精华。再者，所有的历史制造者的专业知识，一般都有他的局限性。不像一个职业史学家，遇事都要小心地求证，不疑处有疑，不致乱下雌黄也。所以他们两造的和衷合作，实为口述历史的第一要义。也是现代史学法则中，一种新的突破。而使口述史学一跃而为当代学术界的显学。
有关陶学的见闻
当我个人犹为高陶事件这一抗战期间的谜案，而作其无可奈何之叹的时候，却于无意中获悉，陶氏的三公子恒生，这位有名的机械工程师，忽然下海当起史学家来，并写了一部《高陶事件始末》的巨著。高陶事件，按理原是他们陶府家史中，最重要的一桩，足以传之后世的故事。今由当事人的哲嗣执笔，和写《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毛毛一样，现身说法，来写自己的父亲，虽没有标榜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自在其中，余追踪是项史迹数十年，今有幸捧读，能不大喜过望？
首先，陶希圣教授对我来说，原是我的一位未上课的老师。他在北大所开创的“社会史学派”，我自己就是这一新行道的学徒之一。笔者青年期所写的第一篇考据学论文《中国郡县起源考》，就是一篇社会史学的习作。当时个人史学思想，就颇受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和《食货》杂志的影响。
加以陶门的高足何兹全教授，在哥大时代，就是我最亲近的学长。五十年代回国之后，他在哥大“中国历史研究部”所坐的那把椅子，就是我接着坐下去的，一坐十年。我们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大致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也认为社会史学，是中国史学一个极重要的新方向。为此当时我曾试图说服胡适老师，不要对这一新方向具有成见，适之先生也曾笑而颔之。因为从三十年代开始，批判胡适最烈的一个学派，也就是这个学派。胡适学派和他们曾是世仇。胡适当然也有他轻视对方的理由。因为任何新兴的学术思想，都有它的幼稚和不成熟的一面，有待成长也。
后来我到台北参加史学会议，竟然有缘向陶老师亲自领教。并承长者不弃，应约到陶府参加宴会。曾看到客厅壁上挂着有老蒋总统亲书的，褒扬陶氏“忠贞”的条幅。其时陶公虽然不愿多谈高陶事件，却谈了许多有关社会史学的学术掌故。他也曾含笑告我说，他当年执教北大时，就颇受校中当权派胡适那一伙的歧视，云云。这对我当然也不算是新闻。只是当年的小道消息，第二手史料，经陶氏一说，就变成第一手史料罢了。而当年受歧视的许多小鬼，在“解放后”，又翻过身来批判胡适，歧视别人。这都是史学转型期的不正常现象吧。
至于陶家后辈的一门数杰，对我也不算陌生。他们的长姐夫妇二人，也是我沙坪坝时代，很受爱重的同学。他们也都是和陈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儿一样，以最朴实生活称著的国民党高干子弟。也是对当时五子登科的政府，深感不满的一群。较年轻的晋生家麟伉俪，我们更是同行，相知有年。他们的其他兄弟，包括老三恒生，也都是一批中国传统所谓书香之家的佳子弟，为学各有所成，颇负时誉。
恒生虽是位有专业成就的工程师，市场经济中出类拔萃的厂长。但是他毕竟有述文著史的家学渊源，业余治史，根据家庭传统，对高陶故事这桩家史的检讨，亦颇能为国史中的不解之谜，作更深一层的探索，写出其一家之言，令我读来，如饥若渴。高陶事件，如今当事人均已作古。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
当然，历史，尤其是有争议性的历史，永远是写不完的。例如恒生认为高陶所携往香港发表的汪伪密约的原件摄影，“相信是由杜月笙门人提供的”（见恒生稿第七章）。但据高宗武夫人告我，那是她的手工作业。高宗武先生在事前数月，就鼓励他夫人学习照相技术。学而有成，就派上用场了。足见高宗武的叛汪逃港，是计划甚久的密谋。他与杜月笙留沪“代表”徐采丞的秘密往还，是直接听命于重庆的。我本人就为此，举出很多实例，追问高公，他却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绝不吐露丝毫。我想这在大溪档案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本书所最可惜的一点，也就是当事人当年的守口如瓶，连恒生之书，对其尊翁，有时也难免于“臆测”之辞（见原稿第八章第一节）。笔者由于侧身于近代中国的口述历史有年，手边史料，与高陶事件有关者，亦微有足述。今且不揣浅薄，略举数端，以为恒生大著作点狗尾续貂的补充，拋砖引玉，希望得到行家更多的指导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