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
恒生师弟把他撰写的《高陶事件纪实——追忆六十年前先父随汪脱汪之前后》（即今《高陶事件始末》——编者注）扩编成书，嘱我写序。我很高兴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
业师陶希圣先生一生生活在个国世界里，也可以说生活在两个天地里：一个是学术天地，一个是政治天地。在学术天地里，我是他的学生。他1931年到北京大学作教授，我是这年考上北大史学系的。他开“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听。1934年他创办《食货》半月刊，从“创刊号”起，我就在上面写文章。在政治天地里，我也跟他做过一段时间的事。抗战军兴，他受命主持“艺文研究会”（国民党的非官方组织），领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我受聘为研究组组员。顺便说一句，艺文研究会的主管人确实是称作总务总干事和设计总干事，总务总干事是周佛海，设计总干事是陶希圣。我们的聘书（或任用书，记不十分清楚），都是他们两人共同签名，上面带着头衔。自汉口艺文研究会成立起，到重庆陶先生出走艺文研究会撤销，没有变动。这个记忆是确切无误的。但我只是艺文研究会的一个研究人员，所知所见只是具体小事。至于在大决策档次，有没有其它名称的提出和使用，如总干事副总干事之类，则非我所知了。陶涤亚先生所说（《传记文学》435期），可能是不同时期的事。
我在艺文研究会拿工资，不到会办公，在家里编《政论》半月刊。《政论》原是由《教育短波》社主办的，后来才由艺文研究会出钱接办，始终由我编，没有易过手。我在《政论》上写的文章，武汉时期（1938年上半年）在舆论界还是有些影响的。据说，国民党的上层看了都很高兴。陶先生自然也很高兴。我这时的政治思想，对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看法，都和陶先生的思想有些距离。我主张民主，主张全民抗战甚至焦土抗战，没有低调思想。左派或共产党的刊物《群众》或《生活》送我一个头衔“新陶希圣主义”。新，就与不新有别，虽然仍是一家。
陶先生人自然是极聪明的。但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他身上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他在国民党内部的人事关系，我接触不到，所知甚少。在国民党里，我曾是改组派，即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首的派系。我从改组派的人那里听说过：1932年初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曾考虑请陶先生作秘书长，后来这一职务被褚民谊占去了。改组派是1928年成立的，如果我听到的消息属实，陶先生可能也是改组派。陶先生和汪精卫的关系在1928年前后就建立起来了。揆诸30年代国内政治情况，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和陶先生的思想情况，那时他靠近汪就比靠近蒋的可能性大。不过，我只是据理推想，没有根据。
陶先生一生中政治上最大的失策或错误，是跟随汪精卫出走。从我和陶先生的接触中，我理解这是陶先生一生最痛悔的事，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结。在思想上，未随汪出走之前，他已认识到跟着汪走下去，不是正路甚或已认识到是绝路。在他离开重庆到昆明、到香港后，我给他写信说：在重庆几百万大军的基础上才有和可谈，离开重庆就只有投降没有和谈。他接信后，很认为这是知心知己之言，马上回信说：
手书至为感动。弟现正在于悬挂空中之境遇。弟以为中国对敌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至其主体则战由国府战，和与国府和。…此皆在国内时，曾为当轴深言之者也。迄今仍坚持不变，以至自处于十二万分之苦境，今已在离去之前夕矣。
这也是他去上海之前的思想，思想上已极端痛苦，很想离开汪了。但他仍是去了上海。无他，重情面、重感情；一拉，强拉，就磨不开面子又跟着走了。最后，日本人拿出“密约”，要汪等签字，他才清醒了，知道到了主和和投降的分界线了，才断然割断感情，破除情面，携“汪日密约”，冒生命危险，回到香港，最后又回到重庆。
签定密约或揭露密约，这是投敌与主和的分界线。正如他自己所说：“弟出生入死以求主和与投敌之界限，至今始为主和者吐气矣。”（1940年1月27日回香港后给我的信）陶先生这话，是自慰也是实情。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和走下去是不同的两种境地：一是投敌，一是主和。陶先生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
说明这一点，对评定陶先生一生政治生命是极重要的。国民党内外和社会上常有一部分人总是把他向投敌、失节方面推，而他本人也常受这种心理压力。在重庆时，我曾劝他到一个大学作教授、作学问，回到学术上来。他摇摇头说:“离开这个门（蒋介石侍从室），人人会骂我，打我，指着我背后说：‘莽大夫！’（指扬雄，曾作王莽大夫）。我在这里，背后可以骂我，当面却要奉承我，笑脸和我说话。”他说“莽大夫”，心里是沉痛的。我说，他主和，但未投敌，更未作汉奸，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应该还历史以真实，还陶先生以公道。
有一个问题，常常被问起：陶先生去上海是不是“卧底”？恒生说：“卧底的说法让认识先父的友人，甚至敌人难以置信。”香港沦陷日本之手后，陶先生逃回重庆。有一次，我曾问他：“外人传说汪和蒋介石唱双簧，是真是假？”他说：“不是。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他告诉我的话，以喝毒药为喻，我想是真实的。卧底不会是事实。恒生的书引用1986年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第十次访问，对于揭发“汪日密约”的动机，陶先生说:“我曾两度写信给胡适，我所处的地位是:我不是间谍，也不是做情报，但既发现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我怎能不说。”以此证明陶先生“卧底”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陶先生那年已经88岁了。
知识分子自古悲剧多，近世尤多。陶先生一生也是一场悲剧，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这是政治天地里的陶希圣。陶希圣还有一个学术天地。对他在史学方面的造诣、贡献，和他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地位，作出论述、评价，我看是更重要的一面。他到台湾后，很有些年轻的学者在学术上和他接近。如今他们都是大史学家、文章高手。我希望他们能对陶先生的史学作出评价。自然，我也是责无旁贷的。年岁大一点的，陶先生早年的“亲兵”、“爱徒”，恐怕我已是仅存的一个了。我正在酝酿写这样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