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人人动起来，有如此这般的气势，是值得你称颂的，你会觉得人人都愈来愈接近了，有知心话，也容易吐露了。一个统治者，如果能知道这点，又能充分利用这点，那将会无敌于天下，会使人民快乐融融。在这情形下，即使有矛盾，也变成小事了。可惜这时的统治者，太积极于自己的安危了，权势与金钱，逼迫他们不愿，也无法认识真理与公正，更无法认识人民。
回头来看看最足以表现时代精神的文艺界和学术界，还是令人鼓舞的，年轻的学生们，不论去延安与否，都是情绪饱满、毫无倦容的战士；至于教师们，那种艰苦的生活，几乎令人难以相信：有的名教授，甚至在街上“垂头卖衣裳”。这已经不算是新闻了。
然而，知识分子们并不为此大发牢骚。仍然耐心等待着，等待着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位写小说的朋友，过去常写小说讽刺一些学阀，但在昆明待了一段时间，在重庆会面时对我说：“我看了那里教授们的苦况，我再也不忍心挖苦他们了。”以写散文著名的钱钟书，在抗战期间也写了一部小说《围城》，是一部得到知识分子普遍称誉的小说。有人说，它是《新儒林外史》，或《儒林外史》的续篇，这当然是从好的意义上说的。小说的作者，显然要我们在沉闷生活中，大家同来笑一笑。笑那金色鸟笼内的冒充雅人的俗人。这不仅因为他们双手戴满了金戒指，让人觉得可笑，而且也因为他们很像莎士比亚描写的胖子丑角福斯塔夫，被群众推翻在地，惹得众人大笑，而自己却还在地上同大家一齐大笑。
过去，曹禺的《雷雨》，让人流泪，今日的《围城》却让人一笑。有悲有笑，人类的生活，确实变得生动活泼了，人在过真实的生活了。虽然就我个人来说，宁愿多一点悲，少一点笑。
其实，真正的世俗人民，并不可笑，他们并不会在手指上戴满金戒指，顶多只爱戴爱人送给他的一个戒指。只有那些本身并不雅，但又想冒充雅君子的人，要自别于世俗人民，所以不得不故意打扮出一副奇形怪状的样子，将金戒指戴满双手。其实，这却成了真正的、十足的俗不可耐的“庸俗人”了。
雅俗之分，并不一定是美丑之分；即使是美丑之分，也不应专指君子与小人而言。你说村夫村妇可鄙、庸俗，但历来文艺家、革命家，为什么总是去农村或贫民窟中寻找所写的题材，或寻求启发呢？这中间，必有深远的真理待人去研究。
在新月之光下，静观自得的人，能不笑朴质之人的“愚鲁”、丑陋，反而能笑那些以雅自骄的人之愚丑，这是极大的进步，要不是抗日中出现的普遍的人民觉悟与能力，你要他相信人民是民族道德的基础，是一切美善的最后根源，恐怕是不可能的。要他们走出象牙塔，也许他还以为你是狐狸想吃葡萄呢！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我们付了高昂的代价，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精神、思想方面。今日谁要来发表“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之类的见解，必将为时代所弃，人民所弃。甚至那些想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解释成君主专制或集权主义的人，也会立刻被人发现——这是野心家的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