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间，我的家乡江津县城也不是平安无事。虽然在重庆读中学，但我寒暑假总还是要回家。我亲眼看到那里的学生和老师们活跃的情况，“五四”和“北伐”的进步思潮也在这里产生了深深的烙印。一位比我长一岁的表兄许锡钧，也是受了我舅父的影响，在北伐前一二年，和几位情投意合的朋友奔赴广州黄埔军校就读，成为第四或第五期学生。他在学校里和左派学生接近，据说也参加了共产党，学业未完便参加了北伐战争。但在蒋介石叛变中，他在武汉被国民党残杀了，遗墓至今仍留在汉阳的龟山上。
在江津县内，还有别的朋友也去黄埔参加北伐，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在县内闹革命。这批朋友年龄虽小，但志向却不小。这也是时代使他们如此早熟！
就我的所见所知而言：一个人口不到十万的江津县城，革命潮流主要是在学校中进行，或者说得更具体点，革命是以两所男子中学和一所女子中学为大本营。极盛时期是在北伐战争的前后。这两所公立中学和一所私立中学的校长和校行政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党团员，学生也是绝大多数倾向革命。这要归功于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派来的干部周敦婉，她最初是以英文教员的身份活动，后来，使一个小学附设的初中班变成了县立女子中学，自己则成为这所女中的教务主任。再后来，她又创办了私立中山中学，教师和学生是清一色的共青团员。同时，县内的各种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均在她的指导下进行。她的工作很有成绩，县行政当局竟然一直不知她是共产党派来的专员。
在北伐以前，在重庆与成都，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公开流行的思潮；两种主义的书刊在书店中几乎同样受青年或进步人士的喜爱。无怪毛泽东在传记中也说，他早年曾一度相信过无政府主义。我亦曾在二者之间徘徊。
在重庆时，因为学校离书店街非常近，晚饭后我便会争取去书店一趟，看看有无新到的书刊。这里，各党各派办的书店中的图书任你翻阅。老实说，我在这里求得的知识，似乎比在学校课堂上学到的更多。我喜欢在一家无政府主义者办的书店里浏览，那里有一个店员名叫李建中，是恽代英在川南师范学校教过的学生。他不但政治见解高明，文学知识也很丰富，每逢书店内人少时，就和我大谈文学与政治。我得承认，是他使我对无政府主义慢慢减少误解，并使我倾心于无政府主义，更使我对俄国文学，特别是对托尔斯泰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每以这样的头脑和同学们接近，回到家乡县城，亦以这样的头脑和熟识的友朋来往。当我回到江津县城家内时，常常和一些较活跃的中学生在一起，还组织了一个名为“朝暾社”的读书会。其中，一位名江庆禄的中学生，我常和他辩论。我喜欢哲学，他也喜欢哲学。他除了订阅《新青年》、《向导》、《创造》等刊物外，还订了一份李石岑编的《民铎》杂志。我们各自购的书刊都会互相传阅，他是共产主义的坚信者，我则支持吴稚晖的思想：“中国五十年后是共产主义社会，五百年后是无政府社会。”
我俩的每次辩论都很热烈，以至于总是忘吃午饭或晚饭。他主张彻底的唯物论，每听我提到心或精神的作用，便说我是唯心论者。我主张理想的社会一定不能有集权的政府和国家，他郑重告诉我，革命必定要经过集权的专政，否则不能打倒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彼此的争论，往往不可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