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的人格笃实方正，朴厚自然。他淡泊名利，疾恶如仇。他在学业上问道求真，知行合一，以弘扬人文理想为己任，在大是大非面前循道而行，这些特征都带着中华“士君子”的清流遗风。但是，中国古代士人中的清流并非完美的知识人，他们理性上的缺陷和个人道德操守上的完美并不相称。在封建制度下，清流们的政治诉求只能依附于专制王权，他们烂熟于胸的儒家经典，能使他们成为“真君子”，但不能使他们成为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人。而周先生自幼打下了深厚的中学根基，深谙儒学经典中对士人操守和流品的要求，同时他问学于最具开放性与创造性的民国学术界，其学术视野是世界性的。
周先生是介绍康德《判断力批判》入中国的人，对康德哲学中的理性批判方法了然于心。他所受的现代哲学训练使他具备了现代理性所要求的批判精神。同时，他所喜爱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等诸位先哲，教诲他把人类终极关怀放在心间。周先生的批判理性使他对社会与政治的关注贯穿着西方人文精神：求真、求爱、求正义，贯穿着由真、爱、正义所带来的美，以美的标准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批判的理性则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周先生服膺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希望自己能够学习高尚与公正，即学习政治学的人，必须有一个良好的道德品性”（《尼各马可伦理学》）一旦我们个人向善的行为受到阻碍，坚持善的信念就成了政治行为。而“一个好的行为本身就值得追求”。不要问我们能否成功，向善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幸福。
先生虽逝，故理犹存。读先生书，在学习思考中，回眸中华士林清流绝响，反思现代理性批判精神，难道不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