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采访刊出的同一天，梅德韦杰夫召开总统人权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梅德韦杰夫破天荒地命令工作人员从会议开始起把会上讨论的情况分批发表在他的网站上，公众因此得以知晓他和人权积极分子在会上说的每一句话。
他批评干涉民众示威或迫害非政府组织的官员，承认“我们的政府机器深陷腐败的泥淖之中”。会议讨论了对俄罗斯历史的官方说法。一位发言人是曾任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副主席的伊琳娜·亚西娜。她毫不留情地说：“整个20世纪期间，人的生命价值被否定，人权被践踏，这还是说轻了。作为经历了那个世纪的人们的后代，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梅德韦杰夫答道：“我同意亚西娜女士的话，整个20世纪是否认人的生命价值的世纪。”
6个月后，在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那天发表的视频博客中，梅德韦杰夫总统把矛头指向新教科书的作者，因为新教科书企图为历史开脱。他说：“让我们想一想：恐怖和不实的指控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几百万人哪。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甚至连像样的葬礼都没有。多少年来，他们的名字就这么从历史上抹去了。然而，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人说无数受害者受苦受难是为了什么更高的国家目标。我认为，国家的任何进步、成功或雄心都不能建立在人的痛苦和生命的损失之上。没有什么能比人的生命价值更重要，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镇压辩解。”
相比之下，普京任总统时重新起用了苏联时期的旧国歌，呼吁在学校恢复苏联时期的基本军训。
梅德韦杰夫不只是“口头自由派”，他也采取了一些不大但实实在在的步骤，使民主派振奋鼓舞。比如，2009年1月，他不声不响地阻止了一项得到普京支持的法案的通过。那项法案原本要扩大叛国罪的定义，使其涵盖几乎一切对政府的批评和同外国人的接触。梅德韦杰夫说，促使他反对那项法案的是来自媒体和社会的强烈反对。
他还采取了措施保护公民示威的权利。从7月开始，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开始在任何有第31天的月份的最后一天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以此象征宪法关于保障公民集会权利的第31条。每一次集会都是刚开始几分钟就被防暴警察冲散，参加集会的抗议者被逮捕。国家杜马还通过了一项法案，进一步加紧对街头抗议的限制，但梅德韦杰夫11月否决了这项法案。反观普京对抗议者的看法则是，“示威者要是待在他们不该在的地方，警察用警棍敲他们的脑袋”是正常的。
2010年6月，国家杜马提出法案，为“打击极端主义”扩大了安全部门的职能。法案允许联邦安全局向它认为“即将”犯罪的人发出警告，他们如果置之不理即可对他们进行威胁、罚款，甚至处以长达15天的拘留。梅德韦杰夫总统听到人权委员会抱怨说这项法案“复辟了极权国家最恶劣的做法”后，把它的规定大大减弱，还强调说：“我要你们知道，这是我亲自下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