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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的确是太年轻了，年轻得清高、傲慢，还有点儿无理。同是阶下囚，我却因为自己是政治犯而觉得比别人优越了许多。
小荣是因流氓罪而被抓进来的，所谓流氓罪无非是和男朋友拍了几张裸体照被揭发而出了事。她会唱很多歌，都是我从没听过的，《绿岛的夜》那首歌我是第一次听她唱的。在狱中她还是爱唱，有时唱着唱着，漂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眼泪就一串串地掉下来了，她不去擦，歌唱完了又像没事人一样了。我一点儿都不同情她，讨厌她总是讲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讨厌她说话时总带脏字，按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拍裸体照的女人无疑就是真正的流氓。我坐牢是冤枉，而她坐牢是活该。虽然她对我很友好，但我不愿意理会她，只要她一开始讲故事我就假装看书或者看报。现在想起来，如果她不善，不是看我小让着我，想气气我或者治治我，我哪里是她的对手，准得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当时的假正经简直太可笑了，我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但却显得比谁都左，那面目一定和管教队长差不多。
另一个让我不知该怎样对她的是老黄，算起来她当时也就不到四十岁。说起来我们曾经还是邻居，她的女儿是我的校友或学长。她的家庭应该算是知识分子，父亲是画家，据说解放前他的漫画在某市还有点儿名气，母亲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但—我简直难以说出口，她的女儿的父亲同时也是她自己的父亲，或者说，她女儿既是父亲的女儿又是父亲的外孙女。而这一乱伦悲剧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她的母亲。她母亲爱上了她的叔叔，为了使丈夫能容忍这一关系，母亲设下了圈套，让丈夫与15岁的女儿同床共枕，然后亲手带大了由丈夫和女儿生下的孩子。“文革”初，上中学的女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精神彻底崩溃，成了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精神病人。天啊！按我当年的阅历，她的故事惊得我目瞪口呆，然而她讲得却很平淡，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说到她坐牢的理由也简单得让人不能相信：教邻居的孩子们学唱苏联歌曲，罪行是教唆犯。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监狱是这种状况。在我全部关于监狱的知识里，除了从电影里看到的共产党员，就是像遇罗克那样的政治犯，杀人犯、流氓犯、贪污犯这些字眼，与我的生活常识相距太远，也没想到，堂堂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也是三教九流什么犯人都有。但是如今我和她们肩挨着肩地睡在同一张铺上，和她们同吃一个盆里的饭，一开始从内心里真是不能接受，遇上杀人犯我甚至还有点儿害怕。
我先后换过三个号，遇上过四个杀人犯。不知是不是巧合，她们一律都是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律都杀死了自己的公公。那是我进去后第二个年头的冬天，号里来了一个瘦高个儿的农村妇女，她把毒药拌在豆腐渣里毒死了因为财产纠纷而结了怨的公公，而且她成功地让村里所有人相信了公公属于正常死亡。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尸体下葬三个月后，一个远房亲戚要求开棺验尸，她再没有能力阻止。
一个号一般住三个人，偶尔也会住四个，这种时候我们都会心烦，好像在监狱里睡觉挤带来的烦恼，远远超出了坐牢本身的烦恼。那天正是四个人挤着，刚好够铺下四条被子，我的位置靠墙，新来的杀人犯紧挨着我睡。半夜牢门突然哗啦啦地开了，我睡眼惺忪地转过脸，发现杀人犯正用一条红布腰带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满脸憋得通红，她的眼睛长得本来就凸，这下更显得像是要暴出来。队长走进来用剪子把裤带剪断，就把她带走了。我们三人被吓得不敢再睡，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己勒死而争论不休。自杀在狱中是要受惩罚的，她回来时戴上了背铐，我们看着她爬上床铺，然后用脚一点儿一点儿把被子勾起来，再用牙齿咬着盖在身上。队长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我们谁也不敢帮她一个手指头。从那天起大家都不得安生了，她白天黑夜地嚷疼，然后喊队长再被队长训，我们虽然烦她，但看着她提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还是得帮她。说来也奇，她的胳膊长，弄来弄去地从屁股底下钻到了前边，背铐成了前铐。到了打饭、放茅、放风的时候，她从下面一钻又成了背铐，队长一点儿看不出来。更离奇的是，这样一来二去的，铐子不知怎么竟然坏了，全然成了摆设。就这样像捉迷藏似的，过了一个多月才被发现。很快她就走了，不会是释放，很可能是去服刑，但她戴铐子的故事成了狱中的黑色幽默，应该说是一个荒诞派作品的好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