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我从来没有问过姐姐玛莎失去母亲的感觉，我们长大以后，都在独自处理失去母亲的痛苦。玛莎是最大的孩子，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她一定了解得最多。然而，尽管她是一个办事精确和喜欢预测的人，但当我问及她的时候，她却说对当时的记忆非常模糊。她勉强地告诉我，在她十一岁生日的前两天，我们的母亲服下大量安眠药且昏迷不醒。她的生日过后几天，母亲就去世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但我个人觉得这绝对不是自杀的最好时机，就好像自杀还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样。玛莎现在已经是明尼苏达州政治界的一位优秀女人，她对我说：“我不能接受惊喜。惊喜生日派对是很不错，我认为我会进行得非常愉快，然后，晴天霹雳，突然发生的事情让我完全不知所措，这让我感到很沮丧。我不介意可能会有事情发生，但我只是想提前知道，我不想被它们弄得困窘。”玛莎非常有计划性，她总是提前几年安排她的假期计划，显然，母亲的自杀很可能就让她觉得“太过事出突然”。
玛莎不记得是谁告诉她母亲去世了的，或许是外祖母，或许是父亲。当时她已经到了明白事理的年龄--母亲的自杀让她觉得震惊，但母亲去世之后，她又觉得她从父母之间的关系中“解脱出来”。母亲的死让她若有所思，“这对于新家庭（此时加上了父亲的第二任妻子芭芭拉和芭芭拉的另外三个孩子）的重新运转确实起到了作用”。
玛莎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岁了，正处于她的第三次婚姻中，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大学之后，她也从她一贯的严厉姿态中放松出来，但她仍然非常谨慎地不让别人过快亲近她。她在通用食品公司担任主管，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她是一名“预计风险承担者”。她的世界里全部是儿童谷物食品、“家庭面粉”和《贝蒂妙厨》食谱，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她的野心在1992年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她决定竞选加入明尼苏达州的立法机构，当时机构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女性。我父亲帮助她筹集到竞选资金，并挨家挨户上门把她的标语放在草坪上，他为拉帕波特家族中有人要竞选州参议员而感到极大的自豪。远离我们的马萨诸塞州政治家庭的影响使她形成了她自己独有的一种方式。玛莎告诉我，阅读母亲的小说，通过母亲的视角来看州参议员、竞选州长以及在各地的政治运动中掌握组织能力这些都让她觉得气馁。“关注到细节，用记录卡记录每一个人以及母亲所描述的她的这些针对下一场竞选的秘密武器塞满了九个文件柜。”玛莎回忆说，“母亲就连做圣诞贺卡时常常也是注意细节的--包括收卡片人的姓名、地址、子女的名字、每年的卡片是否送到或者收到，等等。在我竞选参议员时我也构建了类似的‘信息系统’。这些信息非常关键，能帮助我确定谁是支持我的，谁不支持我以及如何更好地接近他们。”玛莎谈到的这些政治策略让我不寒而栗，但更可怕的是我由此想到了母亲可能有的心理，她也是在用她的谈判技巧去试图赢得对孩子的监护权。
玛莎取笑我说她是专门负责替我梳辫子的人，而排在后面的二姐艾米，我记得她则是我的看管人，她给我读书，在学校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教育我有责任报答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对母亲的探索，我最常与艾米分享，对于我们的母亲她仍然极其忠诚。在母亲的文件中，我发现了她写给艾米的一首诗，里面充满了喜爱和戏谑，我很惊讶这首诗竟然让我感到很有点儿嫉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