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的父母都外出喝酒时，我的母亲就被留下来在家中自生自灭。在心理学家大卫·特雷德韦的论文集《航位推测法》中，他描述了自己酗酒母亲的自杀给他带来的致命性的影响，并且与他治疗过的家庭进行了比较。他描述了孩子是如何学会避开他们喝醉的双亲的，因为他们醉酒之后的父母往往可能是易怒的和难以预测的。酗酒者的子女往往会认为他们是父母酗酒的原因，并因此变得恐惧、愤怒和困惑。他警告道：“在酗酒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童，他们是通过学会不信任他人而得以生存下去的，因而他们常常会变得自闭，封闭自己的感受，并将自己定位到一个能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存在和在家庭中的认同感的角色。”通常儿童可以学会如何尽量减少损失，这是可以让他们隐藏焦虑感，看上去成熟和自信的一个暂时性的生存技能。然而，他们可能需要不断提高警觉，以支撑自己去迎接父母从朝生暮死的贪欢者到暴躁易变的狂怒者的突如其来的转变。作为自我适应的英雄，他们可能会严守着内心可怕的秘密，顽固地学会在几乎得不到父母支持的条件下如何存活，并且认定他们没有资格得到任何更好的东西。一方面，他们可能会安慰自己当他们长大后局面一定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将得以摆脱当下的这种混乱；但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隐隐有不安，害怕情况将永远不会改变。妹妹死后，当父母外出喝酒时，母亲就成了留在车上的唯一的人，再无其他人的陪同，即使她感觉恐惧，也再也没有其他目击者或陪伴着她给她带来慰藉的人。
有关酗酒的研究报告显示，酗酒者的子女往往更容易酒精上瘾，以及产生潜在的疾病，多数情况下是情绪障碍。他们从小就开始喝酒，并且酒量迅速升级。()①我的母亲可能并不酗酒，但我知道，她沉迷于安眠药。癖好加大了危险性，导致这类人更容易自杀，因为他们更有可能采取冲动的行为。
兄弟姐妹的存在使得我们形成了自我认同感。在一起的嬉戏打闹，玩过家家，嫉妒、亲情和无数的沟通交流能让我们产生掌控感和自信感。当一个兄弟或姐妹去世后，兄弟姐妹之间就失去了对于彼此生命轨迹的分享以及由同胞带来的安全感。事实上，失去同胞的兄弟姐妹常常认为，一个兄弟或姐妹的死亡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②他们通常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并且感受到幸存者的内疚。他们总是心神不宁，被一种不安的信念所困扰，认为他们才是应该死掉的人。在家庭庆典中，幸存的兄弟姐妹经常受到忧郁的袭击，有时很难集中注意力。只有当家庭成员彼此安慰时，孩子们被允许以自己的方式来发泄悲伤以及与他们的亲人分享回忆时，这种丧胞之痛才能得到治疗。由于我外祖父母的家中缺乏这种安慰，于是尚未成年的母亲只能孤独地品尝着自己的想法、她莫须有的罪恶以及她内心的困扰。
我不希望潜在的悲伤给我和我的孩子带来阴影，让我们之间产生类似的隔阂。我希望保留他们的权利，让他们看到母亲是怎样处理对所失去家庭成员的思念之痛的，而不愿意把我丧亲之痛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我不希望在让母亲安息之时过分地停留于怀旧情绪之中。我宁可放弃从理解中寻求支持和力量，也不希望因丧失家庭成员而带来的变故破坏我和我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
在我试图了解母亲的时候，我的孩子们一直看着我，他们知道我在“给母亲写信”，这是我告诉母亲我是谁和我的孩子们怎样成长的方式。我试图洞察母亲的死亡之谜，并以一种方式来向孩子们解释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之间的持久关联。科里--永远的思想家，曾经问我把信件寄往哪儿。丽拉说，也许在我的梦中，母亲会给我回信。
有时，我窥视到了一个空白地带，这是一种单向的对话，距离目的地还太远。我的家族史给了我关于母亲的支离破碎的印象。我常常感觉到，如果我象征性地拉着她的围裙，乞求她再给我一点儿美味佳肴，这将满足我以一种亲密和熟悉的方式来认识她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