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附带的照片上，穿着斜纹软呢套装的母亲正跪在地板上织毛衣。她夹着听筒在打电话，地板上整齐堆放着一沓文件--她是一幅展示妇女地位在发生变化的理想化画像。在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时，我就认出这篇报道是关于她竞选参加波士顿学校委员会的早期宣传工作。尽管这张照片抓住了一个女人同时处理多件事情的瞬间，但我却止不住想知道在这个女人坚强的外表下是否也多愁善感。
在20世纪50年代，我母亲去世之前，她是不同寻常的--她是一个在六个孩子的家庭以外工作的上层阶级妇女。当时，社会的普遍期望是让妇女守在家中，而不是参与竞选。母亲有足够的财力请来保姆照顾孩子，这样她就可以把心思放在事业上。母亲的父辈和祖辈都是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家，因此可以说，她对政治的迷恋是与生俱来的。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二十一位妇女当选为国会议员，其中十九位都是靠自己努力争取的（只有两位是政治家的遗孀）。然而，当时的许多专家，都还是贬低妇女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1956年，《生活》杂志上刊登了五名杰出男性精神病学家的访谈，他们将当时社会上离婚率上升的现象归咎于“女权主义传播的致命错误”。他们警告说，妇女正在日益忽略其“母性的本能，在与丈夫竞争，这给她们的孩子造成了心理伤害”。
虽然父亲并不认同那些贬低女性能力和抱负的观点，但他仍然认为，母亲已经超越了她的能力范围，为了她那些无意义的事情殚精竭虑。然而，作为一名成功的律师、慈善家、房地产开发商、乡绅、十三个孩子的父亲和继父，父亲的解释是令人费解的。实际上，他就始终能够做到这一切。即使是那些杂乱的事情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来，让她在疲惫不堪之下还得设法让自己的角色达成协调，作为心理医生的我仍然在思索，究竟什么才是“突发事件”？究竟是什么最终把她推向了崩溃边缘？难道真的是监护权之争？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母亲跟她的父母关系如何，直到我哥哥告诉我四年前他遇到外祖母生前的一个好友，此人名叫埃德·英格里仕，他即将从当地市政厅的治安法官一职退休，我决定与他取得联系。在我四十五岁生日那天的下午四点，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热情地对我说：“我等这个电话已经等了四十年了。”他急于告诉我有关过去的细节。在秋日的阳光中，我倾听着，跟随他回到了从前。
1916年，我的外祖母伊迪丝·弗恩·怀恩特，把行李打包装进了富兰克林·弗罗伊特上尉的约旦跑车，之后他们驾车从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养牛场东行来到了波士顿。伊迪丝是牧场主的长女，她的曾祖母是一个来自北美印第安族的女人。弗罗伊特出生于南达科他州普雷肖的一个富裕家庭，他是东上去哈佛商学院求学的，伊迪丝是他的未婚妻，也一起去陪读。一年后，他们结婚了。在伊迪丝优雅的着装、高耸的颧骨和如猫眼般深邃有力的目光之下，隐藏着强烈的独裁专制精神。她并不惧怕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于世。她那双练过舞蹈的腿纤细有力、秀美动人。她的姐姐在日记中写道，伊迪丝常常送给她性感时尚的服装和丝绸内衣。伊迪丝喜欢可爱而有趣的东西，但她有时候又会有些尖酸刻薄，尤其是在她喝酒的时候。据一些人说，伊迪丝的酒量可能是她们当中最好的。出生于寻欢作乐之风盛行、以喝“私烧锦酒”为时尚的19世纪90年代，她常常外出喝酒巡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