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边 静
第一次看影片《大路》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时绝没有把它和同性恋联系起来。不过，影片中男性集体裸泳和俩女子亲密嬉戏的镜头，着实让人心头一惊，惊呼其大胆，也疑问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想氛围如何能让它公演？当以同性恋的阅读方式重新看《大路》时，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早期电影较早涉及同性恋话语的一部，而且是一部影史名片。男性健美的肌肉是男同性恋审美的重要意象，集体裸泳犹如惠特曼《芦笛集》中的同性恋诗句：“二十八个青年人在海边洗澡……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用飞溅的水花浇湿了谁。”片中，丁香和茉莉谈论着自己爱恋的男性，彼此却亲吻嬉戏，让观众坠入性别/ 性取向审美的迷雾。不得不说，在这里，同性情谊如此昭彰，且与异性恋混杂在一起。曼妙的身姿、甜美的嬉戏，邻家女儿学鸳鸯，同性情谊让人迷醉。
那个年代，马徐维邦在电影中试验弗洛伊德理论，还表现了非常态的性欲。如此联系起来，早期电影对同性恋这种“似是而非”的呈现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虽说同性恋遭到社会的打击和排斥，但在20 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启蒙，在“五四”新文学之人道主义、个性自我张扬的影响下，电影在性别描述和性取向表达上，从保守拘谨走向自由浪漫，为中国电影留下了这些如此可爱的画面。早期电影中这些为数不多的镜头，相对于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而言，显得更加羞怯而谨慎，它不可能像丁玲或郭沫若那样在小说中畅快说出：“我爱同性！”事实上，20 世纪的中国主流电影在同性恋问题上，基本是封杀或遮蔽的，但同时，又总是泄露“天机”，或多或少。
不过，在1950 年至1976 年的中国电影中，对同性情谊的“泄露”来得颇为有趣，不同于早期电影。想想这个时期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灯记》，影片中的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阶级兄弟姐妹；爱情是建立在革命与生产上，私欲是不纯洁的。于是，执意消除两性差异和对立，压抑人情人性，反而使影片呈现出性别的中立和模糊，带来了同性情谊的暧昧表达。在有些影片中，越是艺术感染力强的地方，同性情谊越发暧昧。人情人性的表达，是否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