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头一个月，在八国联军炮口下逃出北京的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由此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所谓的“新政”时期。面对庚子国变以后的社会危机和日益迫近的革命，它带有了浓浓的王朝自我挽救的意味。而一个曾经极力扑杀维新变法志士的人物，此时却又极力倡导“变法”，真是一种历史的嘲讽。所以，人们都称之为“假维新”，以区别于戊戌年间那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维新运动。
从义和团运动到八国联军侵华，几个月之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震动。朝野上下，几乎都感受到了这一非常之变所带来的强有力的震撼。津京陷落之后，西方列强虽然没有把西太后列为“首祸”，却以另一种方式“惩办”了她：把她赶出了深宫，使她在仓皇“西狩”途中亲尝了颠沛流离之苦的滋味，几乎丧尽了皇太后昔日的威严。“两宫微服出走，间关道途，昼餐无糗檐，夕休无床榻，饥寒赢瘁，有平民所不堪者，况万乘之尊乎？”西太后不无辛酸地自述过这段经历：“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秕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痛定之余，不能不有所“振作”，不能不引出一点反思：“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段话用光绪皇帝的口气表达了西太后的心理，有责人之意而无罪己之心，但多少还是触及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这是一个顽固冥钝的人物在严酷的时势逼迫下产生的一点反思，是一种迟来而又易逝的反思，但它毕竟促成了“新政”的开场，揭开了晚清最后十年“变法自强”活动的序幕。
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承认了在“万古不易之常经”外，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并明令“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改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因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人们久以习惯于摘引此谕中的这样一段话：“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新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以说明其用心可恶。的确，这是对“新政”的一种限制。“三纲五常”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是传统社会伦理的核心，久已被视为传统文化中万世不易的“体”，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至上准则。对其不可变易性的强调，说明它并没有逃出洋务自强运动的轨迹。因此，人们往往把它同洋务自强运动相比照，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翻版。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同一道上谕中还有另一段话：“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这里的“本源”究为何物，难一言以断。但它至少已经超出了西艺的范围则是无疑的。用“皮毛”称洋务自强运动，其所求者，当更深于“皮毛”。这层意思反映了极守旧者在严峻时局下的某种变化。
同年2月，清政府再颁上谕，在忏悔庚子之变的同时，重申了变法之意。要求大臣去私心破积习，力行实政。“所以谆谆诰谕者，则以振作之于因循，为兴衰所由判；切实之与敷衍，即强弱所由分。”不“振作”，不实力“变法”，就没有出路。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议商变法条陈。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与大臣。8月20日，即西太后与光绪帝离开西安“回銮”前四天，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再发文告，表示清政府立意“变法”的决心：“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一种求生的本能或王朝自救的意识终于把一个油干灯枯的满清王朝推上了改革之路。督办政务处的设置，“舍此更无他策”的自觉意识，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姿态显示了曾经扑杀或仇视过变法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变法决心。但组成督办政务处的大多数人物又以他们各自的经历说明了清王朝夹袋中人才已尽。以旧人而包办维新，以中古的人来推进近代的事业，是不会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