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承中国青年学者谭汝谦、林启彦二先生迻译，得与中国读者见面，本人感到荣幸之至。译者索序于我，使我想起一些书成后发生的事以及个人一段惭愧的心路历程，拟借此机会向读者坦述。
本书第四章第三节“国号问题”的末段，有如下的结语：
从此，即使政府默不作声，“中国”一词也会从日本人口中溢出;而“支那”一词，明治以来运用的次数也许较“中国”一词为多，但无论如何已注定成为日本语言中的死语。
这是1960年的话，如今这一预言幸获证实了。
1949年10月以后，日本人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但却制造了一个新名词“中共”——这是日本新闻界用以称呼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国度的名称，含有又讨厌又轻蔑的意味。虽然，“中国”和“中共”两个称呼曾经同时并存过，但因日本国民之间，称“中国”的比例日见增加，因此报纸和电台，终于不得不放弃“中共”而采用“中国”的称呼，以下是各大报章改称“中国”的日期：
《读卖新闻》从1962年9月起，
《朝日新闻》从1964年10月起，
《每日新闻》从1967年12月起。
至于电台方面，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日本放送协会)亦自1969年8月28日起决定取消“中共”的称呼，一律改称“中国”。
这种改正国名称谓的做法，是日本国民督导新闻界而获致成功的。(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变化详情，笔者已另撰《对中国的称谓》一文，加以论述，见《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因此，现在我们翻开较新的辞书，“支那”一词的释义就变成：“しな〔支那〕，名词，中国之旧称。”
民国时代的留日学生憎厌日本人开口“支那”、闭口“支那”的程度，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是由于大部分日本人对中国存有轻蔑之心，因而招致中国人对“支那”这个名称反感所致。留日学生一听此名，即如芒刺背，心中非常痛苦不安。笔者谨向已故留日学生在天之灵和现在仍健在的留日学生诸君郑重报告，时至今日，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名称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了。
在本书之末，有篇“后记”，结束时我这样说：
在写这本书时，特别考虑到，除了让日本读者给予批评外，我也希望中国的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我自问做过一些有愧于心的事，对不起中国朋友，但深感重要的是诚心向中国人表示歉疚，于是写出这篇冗长的书后话。
这本书写成后不久，我以“日本学术界考察中国文字改革代表团”团员身份(团长为土岐善麿先生）访问中国。当时，我曾经把自己在中国以不正当手段拿走的四十多册图书送还中国。中国方面，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先生和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联同接受。当时，我全身冒出了冷汗。
我以为如此做，自己身上的污渍总算洗清了。但是从一次偶然机会，忽然又想起此事来，不禁愕然而惊、竦然而惧。这是我个人一件非常耻辱的事，但请容我把它说出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