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史丛书》总序01

  

叶 隽

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始终是居于枢纽地位的推动器。文化的异质性越强，外来刺激的作用力往往越深。故此陈寅恪先生有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此理不仅适于国人，对人类整体文明同样具有典范效应。而就这样一种文化交流而言，要言之可分两种，一为达摩弘法，一为玄奘取经。前者是主动走出去的“宣经传道”，有一种宣示宗教福音的使命意识在内；后者则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求知向学”，更具追求真理的孜孜之诚。可一旦学术（此处是佛教）中心转移，其情况又变，即为鉴真东渡、阿倍入唐。师、弟位置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但对于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说，其要义当在“采玉他山”，而非“好为人师”。就此看，我们当然可以为隋唐时代的四海来朝而兴奋自豪，但更应关注由法显至玄奘的求学路径。贞观盛世之际走向西域的玄奘，正充分表现了我民族文明求知于世界的“煌煌大度”。正如当代美国虽为世界留学生汇聚之中心，但走向世界的美国学生也并不少见。

如果说以上表现的，是东方文化范围内以佛教为核心的知识中心场域迁变过程的“代表现象”，那么随着世界场域的整体形成与西方强势背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知识场域转向就是很自然的了。不过，我们还是将目光集中到随着现代科学与学术制度发展而形成的近距离时段中来。19世纪初期的洪堡改革一举确立了德国大学在世界学术与科学场域的中心地位。而有趣的是，“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2]。这一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使得美国后来发生了学术革命，并在1930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留学史与学术史、教育史（尤其是大学史）密切相连，留学潮的兴起消落往往与学术中心的迁变息息相关；而其背后表现出的政府决策功能和文化意识，往往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少，一个基本事实就是，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而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都是本国的留德学生。

此处仅以中国之求知于世界为例，稍作探讨。近代中国虽然早已有有识之士如容闳等提出派遣留学，并有高层政治领袖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等予以呼应,但其筚路蓝缕之艰难，仍远超乎后世想象。故此，从官派留美幼童到留欧船政生乃至轰轰烈烈的留日潮，虽不乏优异人物出现，但往往属于个案现象，就整体言则往往难免或“浅尝辄止”、或“鱼龙混杂”、或“见木不见林”等弊端。而其时中国面临的老大帝国之病与难，使得留学所承载的功利化倾向暴露无遗。早在1910年代，身为留美学生的胡适作《非留学篇》，对留学提出异议：“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度时伤财事倍而功半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3]此处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在其特殊语境中完全可以理解，但却不能作为一种求知向学的纯正心态。到1920年代，潘光旦撰《留学生问题》，继续追问：“我们最先要问的是：年年岁岁有大批留学生出洋，到底有没有一个尽期？”[4]对中国留学史深加反思，其致用思绪表露无遗：“我国留学运动，与日本大致同时发韧，但是就成绩而论，便不可同年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