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过了几年，二姐和小波的户口还是得不到解决。他们的户口已经起了出来，拿在自己手上，只是找不到落户的地方。在北京落户很不容易，只好寄希望于山东，因为我父母抗战时期在那儿工作多年，有一些旧人脉。借助父亲在山东的关系，经过一番周折，二姐终于在烟台毓皇顶医院找到了落脚之处。
一晃又过了两三年，小波的户口仍无着落，父母也着了急，商量着实在不行，就暂时把户口转到胶东老家的山村青虎山去，日后再徐图进取。那年姥姥在烟台去世，母亲到烟台奔丧，归途上去了一趟青虎山，抗战时的老书记还在，姓张，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那儿的书记。我母亲和他一起来到北京。张书记已经五六十岁了，可是身材壮硕，胳膊上的力气不下于我这样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看着北京人的生活条件，他不禁生出很多感慨。其实当时北京的富户不多，一般市民，包括干部家庭，过着相当简陋的生活，但在他眼里就像天堂一样。他说他真后悔当时没和我母亲一样离开家乡去参军。张书记参加工作早，曾介绍我母亲入党，并送她和一批青年离乡当了八路军。到如今离乡出走的人都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他留在村里，和乡亲一样过得苦不堪言。他讲了一些往事，其中有一件给我们印象甚深，在我们看来，他在这件事上是积了大德了。
在五十年代末，村村放卫星虚报产量，秋后政府按照报上来的产量核收公粮，可怜老百姓哪里交得出，就是把越冬的口粮和来年的种子都交上去也不够。老百姓想少交一点，上面就派员下来搜查，弄得鸡飞狗跳。说起山东老百姓的卑微可怜，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山东真是枉为老根据地，当官的简直不把老农民当人待。有一年我乘船到烟台，在烟台码头上亲眼看见警察是如何对待下船的民众的，他们耀武扬威地大声斥骂，推推搡搡，老百姓畏畏缩缩，被驱不异犬与鸡，这种景象在北京再也看不到。当年老书记把全村老少召集起来开秘密会议，商定各家把粮食分回家偷偷埋起来，谁也不准去告密。如果上边要治瞒产私分的罪，他去顶这个雷。大家红口白牙的发了誓，谁敢去报告，全村人就打死他。
那一年的冬天十分难过，许多农户没有足够的存粮，连做饭的锅都没了。老百姓按照上面的意思砸锅炼铁，到如今弄得山穷水尽，剩下的苦果只有自己承担。寒冬腊月北风呼号，大雪封门，可怜树也砍得差不多了，连取暖的柴禾都难找。到了来年雪化的时候，有些人家的门就再也没打开过，全家人连冻带饿死在炕上，尸骨都没人收殓。周围的村子村村饿死了人，只有青虎山不但人没饿死，有的牲口还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