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共产党人好像种子，人民好像土地”，“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些抽象的政治语言被谱成歌曲，化作抑扬顿挫的旋律，从窗外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传进来。音量宏大的广播，一天到晚，无远弗届，在听与不听之间已经没得选择。缺乏选择的生活好像是一种贫瘠的生活，像一池热水一样，蒸气腾腾，让人不愿意跳进去。据我看来，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但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堕落的倾向，所以像丑陋的隐私一样无法示人。当然，也有很多人压根没有这种问题。令人纳闷的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容易地把自己纳入简单的思维定式，删除一切多余的心理活动，在贫瘠的精神生活中如鱼得水？唯一可以想出的答案是：他们没在广阔的世界里逛荡过，就像一个从小在斗室里圈养的人，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所以可以做到“审容膝之易安”。我们一向缺乏管束，散漫惯了；沉湎于意念自由驰骋的快乐，崇尚着哈克贝利那种无人监管、随心所欲的生活；暗地里把“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岸牍之劳形”当作自己的梦想；憧憬着一种像“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愉悦”那样的飘逸生存方式，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偏安一隅，对政治潮流敬而远之。在我们看来，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潮有一种清教徒色彩：严肃，古板，清心寡欲，用一些规则严格地约束自己和他人，提倡一种思想和行为上的洁癖，同时对不洁的人施行严厉的惩罚。这种风格与我们自幼形成的散漫习惯格格不入，再加上我父亲半生的苦恼经历和现身说法，使我们把政治看作一个令人发怵的热水池，能避则避，实在无可规避的时候，也只有硬着头皮跳进去。那种感觉与哈克贝利星期天梳洗打扮，进入主日学校并无不同。
童年时候，我们曾经历过过一个比较宽松、有些人情味的社会环境，只要不触犯某些禁律，寻找一个世外桃源并不困难。到了六十年代中叶，革命的钳子是越收越紧了，令人不由得想起安徒生童话中丑小鸭的故事：寒冬时分，湖面上是一片冰雪世界，只剩下丑小鸭在其中游泳的一泊活水。这冰面还在一天天聚拢。丑小鸭在不断缩小的水域里游泳，徒然地抗拒着四周侵来的冰面。直到最后一天，寒风中，冰面合拢，丑小鸭被冻实在冰层里。
我曾经读过不少对“文革”反思的文学，它们通常讲述一个政治层面上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各式各样，遭遇不一，但他们在虔诚地怀抱政治信念方面则是一致的。他们就像当年的义和团，在大师兄引导下得了法。只觉得醍醐灌顶，眼前一亮，正义和邪恶刹那间泾渭分明。他们从此进入一种亢奋的精神状态，身不由己地加入斗争洪流，像堂·吉诃德一样手持长矛为正义而战；或则伤人，或则被伤，伤人者也逃不掉被伤，经历各种起伏跌宕，最后毫无例外地吃了亏。事后说起来，一个个冤得要命，细细想来，大家疯疯傻傻地闹了一回，倒有点像是自取其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