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练兵之时，繁忙的工作之余，袁世凯还坚持参加天津的维新活动。这个时候，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就是改革。他说：“国政腐败，必须积极变法图强，方能有转机。”一句话，人家不是装的，人家是真心维新。可以说除了徐桐那样的老顽固，甲午战后主事的官僚们，没有一个不想着维新的。只不过对于一个嗜睡的恐龙，不加重些刺激，它是没反应的。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刺激又来了。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其他列强紧随其后，英国要租威海卫，俄国干脆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法国要租广州湾……由此引发中国新一轮的民族危机，维新变法的声浪也随之高涨。这让在南方又是教书又是写书、又是办报又是移民的康有为再次激动起来，他放下手头的一切，重新北上了。第五次上书清帝，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在这次上书中，他还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伴随着康有为上书的高潮，袁世凯也在用自己的门路影响当权人。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但仍没有直接向光绪皇帝上书言事的资格，只可上谢恩、接印等例行奏报的折子。所以他选择给翁同龢上书，这就是著名的《上翁同龢变法说帖》。为了说明袁世凯变法的诚意与变法的见识，有必要全文展示一下：
谨陈管见。窃维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徒諰諰焉蹙额疾首，诿为时数之适然，而日听其陵夷衰微，不肯破胶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至于束手待毙，而不可就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