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清朝体制，专折奏事是高级官员的特权，局限于少数王公、四品京堂以上的廷臣及封疆大吏们。地位较低的官员只能呈请大吏、堂官代奏。康有为布衣上书，不在其位谋其政，或曰庶民干政。再加上他那内容，保持了他从小就被家庭环境养就的傲视群雄之气，大清哪个官员敢替他上啊，所以到处吃闭门羹。当然，傻大胆还是有的，那就是国子监祭酒盛昱。当然他是设法找人代奏。他先找到了翁同龢。翁认为康有为太过二百五：“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盛昱又找到都御使祁世长，祁世长同意代奏，与康有为相约到都察院。可是到了那一天，祁世长却说自己在去的车上流鼻血，没法去，所以打道回府了。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就这样流产了。但对康有为来讲，则是一次成功的行为炒作。仅上书本身，在天朝的历史上就是绝无仅有的事。所谓的诸子蜂起处士横议，对知识分子来讲都是两千年之前的传奇了。从明朝开始，皇家就给读书人定下了规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谁敢关心国家大事，并给皇帝写信啊。
翌年（1889年），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康有为又在北京考棚出现了，还是失败。
从1876年（光绪二年）至1889年（光绪十五年），十几年的时间，康有为六考六败（幸得心理素质好，否则早像洪秀全那样精神分裂运动上啦）。上书递不到皇帝手里，而且京师谣言一日甚似一日，说康为有马上要惹祸上身了，南海旅京同乡甚至要撵他走。失望之余，他一度萌生去国之志，赴美洲求学，或往巴西移民，想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在这人鬼世界里继续忽悠。不过，他另有想法了。他估量当时的形势：“非别制造兴国之才，不足以救国”；“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1890年（光绪十六年），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在曾祖父康氏鹏（字云衢）留下的云衢书屋开始了讲学生涯。估计是上书皇帝的原因，广州学海堂的高才生程千秋慕名拜访了康有为，并且成了康有为的开门大弟子。过后程又把自己的同学梁启超忽悠过来。是时，康有为是个33岁高龄的老秀才，梁启超是个18岁的新科举人（1889年乡试中式）。据梁启超事后回忆：“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数百年之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一句话，小启超晕了，从此退出了学海堂，尽弃所学，师从康秀才，一切从头学起。用他自己的话说：“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在程千秋与梁启超两位高足的帮助下，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移居广兴里，正式挂牌创立书院，是谓哄传海内外的“万木草堂”。从万木草堂创办（1891年）到戊戌维新（1898），八年时间，称得上康氏学生或者门生的，大约千人，也算得上桃李满天下了。
康有为36岁时（1893年），家人逼迫他参加乡试，这次终于“中举”了。中举之后的康有为，继续在“万木草堂”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