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的副产品很多：第一，它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部分民众产生了民族主义意识与国家意识。第二，它推动了中国的维新，让部分明智的士大夫在制度层面上发生反思，中国将走向何处去？第三，它刺激了西方国家的贪婪。一个小日本就能从中国身上啃下恁大一块肥肉来，何况我们这些西方强国呢？在吃中国这道菜的宴席上，德国是个迟到者，所以显得更迫切。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曹州发生巨野教案，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中国的史书喜欢说德国借口教案侵略中国云云。对于德国来讲，自己国民境外被杀，它再找借口，也不能推卸掉它保护国民的义务。于是，清政府赔钱道歉，并且把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当然了，后面就是借口了，强迫中国签订一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山东境内又是修铁路，又是划中立区的。特别是租借胶州湾，让其他国家都红了眼，于是，大家纷纷出手，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中国这个破船，实在经不起西方如此折腾了。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在康有为等激进的革新派的冲撞下，中国终于走向了维新之路。只不过，维新理念的不同，特别是利益的不同，导致了诸多冲突。
袁世凯当然也维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稍微有些良知、稍具清醒意识的士大夫都在发出改革变法的呼声。这呼声此起彼伏。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改革理念与方式。孙中山是彻底的维新——暴力革命。张之洞是中体西用式的维新，用普通话来讲，这老兄主张的是马体牛用或者牛体马用，按我们现在的看法，则是驴唇不对马嘴。顽固派也喊维新，他们维的是旧的思想，只不过希望人心崭新一下，比如激发天良什么的。你要是跟他讲民权人权，他认为中国伦理就会灭绝，不出十年四万万人就沦为夷人那样的禽兽了。康有为是激进式维新，老想出轨，最后既把光绪当了赌注还把咱的主人公袁世凯也绑架进去了。至于袁世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份他在致徐世昌的信中有这样一些话：“曾亦力言，但均在梦中，大概亦知其不可为而委为气数使然。绝不肯尽人以回天，无可望矣。”“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各语，然均不能照办；惟大局直无法挽救，只好以极坏处设想也。”“时局至此，战事断不可忘，请嘱各营加功操练。”
袁世凯是个明白人，知道大清气数已尽，而且做了往最坏处打算的设想。相形之下，袁世凯对时局的“无可望”，与康有为的“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是一个意思。但是看穿是一回事，怎么玩又是一回事。袁是世家子弟，家境及阅历仕途都导致他是一个成熟稳重的政治官员；康是布衣举人，家境及阅历导致他徒有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对政治舞台一窍不通，却净想着破门而入。所以维新策略及步骤，两个人肯定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