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的生活》和《付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两书一样，我在此要特别感谢贾斯汀·库珀（Justin Cooper）。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他协助我收集并整理材料、作研究，并修正了书中谬误。在我撰写草稿和修改期间，他还帮助我使本书尽量清晰易读。在成书前的最后几周，贝茨·麦克马纳斯（Besty McManus）和凯特琳·克雷沃克利（Caitlin Klevorick）帮助贾斯汀对书中内容进行了核实校对。
我的编辑鲍勃·戈特利得（Bob Gottlied）和执行编辑凯瑟琳·胡里根（Katherine Hourigan）一如既往地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使得本书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并对他们有所帮助。
此外，我还要感谢诺普夫书局（Knopf）其他成员的支持：书局董事长兼总编辑桑尼·梅塔（Sonny Mehta），总裁托尼·奇里戈（Tony Chirico），还有卡罗尔·卡森（Carol Carson）、玛丽亚·马西（Maria Massey）、杰茜卡·弗里曼–斯雷德（Jessica Freeman-Slade）、安迪·休斯（Andy Hughes）、弗吉尼娅·坦（Virginia Tan），以及其他帮助文字校对并在极短时间内将本书整理出版的工作人员。
我还要感谢阅读了全部或部分书稿的人员，首先要感谢希拉里和切尔西，接着是我的律师鲍勃·巴尼特（Bob Barnett）、道格·班德（Doug Band）、奥斯卡·弗洛里斯（Oscar Flores）、罗兰多·冈萨雷斯–邦斯特（Rolando Gonzalez-Bunster）、布鲁斯·林赛（Bruce Lindsey）、特里·麦考利夫、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玛特·麦克纳（Matt McKenna）、马克·韦纳（Mark Weiner）。
有很多人向我提供了关于次贷危机、企业税制改革，以及本书所讨论的其他话题方面的重要信息和真知灼见。我在此要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在我撰写本书之时，克林顿基金会、克林顿总统图书馆和总统中心、公共服务学校、克林顿全球倡议，以及我们在海地的工作并未受到影响，这要归功于那些坚守岗位的人。我在此想要特别感谢几个人，他们分别是我的幕僚长和海地事务全权代表劳拉·格雷厄姆（Laura Graham），“更健康一代联盟”的负责人金妮·恩里奇（Ginny Erlich），鲍勃·哈里森（Bob Harrison）以及为“克林顿全球倡议”工作的全体职员，艾拉·马加齐纳（Ira Magaziner）和“克林顿艾滋病行动组织”全体职员，我的外交助理兼“克林顿全球倡议”联络员埃米·德赛（Ami Desai）。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为我今天的工作奉献时间和金钱的人们。正是有了他们，才使得我的工作成为可能。他们不分政治团体、来自各个收入阶层和年龄段，他们既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他们每天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合作胜于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