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队属卫生员 队属卫生员在战地开设临时绷带所，从事战伤者初期的收治作业。临时绷带所的开设次数为：第一军战区26次、第二军战区33次、台湾战区36次。战斗负伤者的运送，由辅助担架卒和卫生队担架卒担任，有时也有兵卒或军夫协助搬运。台湾战场的小规模战斗比较频繁，队属卫生员多随作战部队转战，即时搬运伤员撤离。队属卫生员除了前线救助外，也负责向后方转移伤者，在临时开设的休养所内收疗伤者，协助各医院患者集中场所的检疫等工作。战争中，日军相继在朝鲜发生痢疾；在清国本土发生霍乱、冻伤，在台湾发生霍乱、疟疾、脚气等疾病，队属卫生员日夜辛劳，救护出大量濒临死亡的病患。
（2）卫生队 开设绷带所救护从第一线转来的伤病员，绷带所规模较战地临时绷带所大。日军在朝鲜及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开设45次，台湾开设25次。朝鲜作战时因为缺少合适的房屋，绷带所主要使用帐篷。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利用民家或寺院庙宇设所。绷带所收容伤者最多的几次分别是：平壤战斗，混成第九旅团收容200人以上，元山支队百人以上；缸瓦寨战斗，收容数200人以上；盖平战斗，收容百人以上。1894年12月至翌年3月，辽东半岛的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战斗创伤和冻伤引发伤口感染恶化，给战地救护增加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卫生队除救护伤病者外，还开设患者集合所，收集行军途中的患者转往后方，协助驻屯地野战医院、舍营医院的勤务。卫生队在清国本土的海城、貔子窝、普兰店，台湾的基隆、台北、新竹、嘉义等地的野战医院、舍营医院，有效发挥了战场作业机能。
（3）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是大型战地临时医疗机构，在朝鲜和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共开设32次，收容患者5,011人；侵台战争期间开设野战医院5次，收容患者1,298人。朝鲜作战时，野战医院的设施条件以军用帐篷为主，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将民居或寺院庙宇作为医院设施。第一军凤凰城、海城作战时，战伤者和冻伤者充满野战医院，医院同时分担转送患者的业务。为了解决患者收容困难的局面，野战医院增设了舍营医院、避医院、预治疗所，协助收治重伤病患者。这种战地临时院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置66所，收容患者23,049人，收容规模最大的为凤凰城、海城、盖平的舍营医院。台湾战场的野战医院，在台北、基隆、新竹、鹿港、台南设置的舍营医院15院，收容患者16,078人，使伤患、病患收治混乱的局面得到缓解。
（4）卫生预备员 战地道路交通不畅，受野战医院的委托，以兵站卫生编制的卫生预备员为基干，开设了战地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以支援前线、兵站、后方间的医疗卫生衔接业务。兵站内收容的患者，多数是战地送来的因伤病失去战斗能力的患者，经前期救疗处置后，再向后方转移。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在安全转移伤员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役设立的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合计12家，清国本土共9家、台湾战役设3家，总计收容、转移患者18,485人。最高峰时，一家医院收容、转移患者达到600以上。
（5）兵站部附卫生部员 由于兵站卫生勤务繁重，野战卫生长官为兵站监部、兵站司令部的卫生预备员配属了临时兵站部附卫生部员。卫生部员主要是陆军卫生部员、赤十字救护员、陆军省雇用的医师及药剂师，其总数达到2,475人。兵站医院、患者休疗所（患者集合所、患者宿泊所、患者修养所）的卫生部员，主要辅助卫生预备员完成收治通过部队中的患者和向后方转移的任务。
（6）患者输送部 兵站休疗所收容的患者经陆路向后方转移的业务，由患者输送部担任。此类患者休疗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立47所，输送患者36,620人。在台湾设立8所，输送患者10,305人。患者输送部同时担任绷带所、野战医院患者的转移业务。
（7）看护妇（护士） 日清战争是日本妇女初次作为准战斗员参加的战争。日本从军看护制度创建于1890年4月，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第一期录取了10名女性学员入校。根据养成所规定，看护妇学习期3年，毕业后履行20年的应召义务，在此期间，国家有事时须响应赤十字社召集。后来，日本赤十字社女性应召义务年限缩短至15年，再后短缩为12年。看护妇应召规则的效力，一直续存到日军解体后的1955年（昭和三十年）1月16日。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毕业生规定，平时可以在日赤医院勤务或从事其他职业，战时一旦收到召集状，必须立即响应应召命令。实际上，战时，一些分娩不久、处于哺乳期间的看护妇，依然在安置好婴儿后应召出征。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初次被陆海军医院召集，媒体为此大肆宣传报道，赞誉为“日本妇女从军”之壮举，激励日本国民开始认知和接受看护妇这一新生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