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对抗清国战舰“定远”、“镇远”的巨炮威胁，采用法国造船技术建造了三艘松岛级巡洋舰，并用日本国内绝色佳景“陆奥松岛”、“安芸严岛”、“丹后天桥立”，命名为“松岛”“严岛”“桥立”，海军美其名曰“三景舰”。“三景舰”上装备巨炮，超过“定远”、“镇远”30.5厘米巨炮的口径。但是三景舰的32厘米巨炮在海战中没有发挥预想的作战性能，打败清国舰队实际上是倚仗速射炮强大的速射火力和舰队机敏的运动战法。战后，日本海军通过分析得出清国“定远”、“镇远”舰的30.5厘米主炮优于日舰32厘米主炮的结论，在以后的新造舰上，均采用30.5厘米炮作为主炮标准。
日清开战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军舰已经达到可以与清国舰队匹敌的数量：炮舰数28艘，吨位57,631吨；水雷艇24艘，吨位1,475吨，合计舰艇52艘，总吨位59,106吨。联合舰队人才济济，大多数舰长是毕业于西洋军事院校的优秀人才，他们成为日本海军的最重要力量。
军夫体制
明治军队编制中的“军夫”是一支与正规军人不同的集团，在日清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军夫起源于江户时代，是藩阀军后勤补给部门的编制，通称“阵夫”。当时江户百姓每年负担国家规定的年贡和国役，而阵夫役本身就相当一种国役，属于既有收入又履行国役的人气职业，但也伴有战争伤亡的风险。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队引入西方近代军制，模仿德法两国兵站编制，使用更多的近代化手段运送载荷，突出了军夫的应用价值。
日军远赴国外作战时，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物资运输面临许多新的考验和问题，迫使日军重新起用“军夫”，担任向前线部队输送辎重、弹药、粮草、救护等后勤保障任务。军夫的雇用采取军方和民间契约的承包制，承包业者协助军兵站包揽军队战时需求的马匹征集、物资调集、被服供给、武器搬运、军夫管理等复杂的业务。在马匹车辆不能到达的地方，军夫用“驮马队”或“背负子队”（人力肩担背扛），完成艰难地段的运输业务。虽然军夫的职能主要是单纯体力劳动，但是薪水收入远高于正规军士兵的津贴。而且军夫在受雇用前没有受到专门军政教育训练，从军者中不乏地痞、流氓、赌徒等不务正业者，成为战争中违反军纪的突出代表，给部队管理带来诸多困难。
战场上军夫存在的纪律问题，很快引起陆军省法官部的注意。1894年8月27日，儿玉源太郎陆军次官强调指出：“军夫没有军人的素质，没有军纪习惯，任务执行中无法按照军人的标准来约束。”“军夫缺少文明的人格，在敌国作战容易作出有伤我军名誉的行为。对发生劣迹的军夫必须施以严罚、解雇、减薪的纪律。”10月22日，日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清国，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发出训示：“日军侵入清国领地时的重要一点，是要管好自己的士兵和军夫，对他们必须严格训诫。作为文明国家的军队，厉行军纪乃我军天职所在，绝不能让害群之马乱暴胡来。那些缺少军队教养的军夫，只是以赚钱为目的从军，如今数万后勤支援的军夫与野战军共同作战，军纪上会成为我军的累赘，甚至妨碍正常的作战秩序。因此，对在战场上烧民屋者、掠民财物者、羞辱妇女者，必须军法从事，赶出神圣的战场。”战争中，军夫的表现如上官预料一样，尤其在违反风俗军纪的数量上远超过正规士兵，酗酒赌博、打架斗殴、偷骗财物、侵扰妇女、战场逃兵，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明治军队的文明形象。
在战争中组织军夫担负作战部队物质输送的重要任务，这种方式在各国军队中都曾经使用过。日本采用的是高薪雇用制，国内的军夫每日薪水40钱，出征海外的军夫每日薪水50—70钱，饭食、衣类和住宿自理。战场上的军夫，穿戴江户时代式样的防寒服和裤子，佩戴护手护脚，头戴日式斗笠，脚穿草鞋，粗衣粗食，时常以盐为菜，在恶劣环境中肩负繁重的劳动。军人所到之处有帐篷栖息，军夫则没有这样的设备，只能自己寻找遮寒场所。1894年12月12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仅一两日就有二十余军夫在严寒中冻死。而且，军夫每日的收入都明文规定上交5钱，是军夫承包商的中介费。
日清战争中，担任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作战任务的日军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师团，均配置了军夫编制。战时一个师团的编制人员约18,500人，马5,600匹，其中军夫人数占编制总数的26.7%。战争中，军夫的伤亡在日军伤亡总数中占较大比例，然而日本在日清战争统计中，人为地忽略了军夫的伤亡数。根据获得战争抚恤金“恩给”的记载，军夫阵亡7,000—8,000人，其中绝大部分死于疾病，这一事实使得日军在日清战争中阵亡的总人数超过两万。
军人的野心
日清战争为日本军人登上政治舞台带来了机遇，军人势力抬头，推动了日本国半个世纪的战争政治。依照明治国家宪法，国防计划、作战计划、用兵计划等军事大权独立于日常国务范围之外，内阁不能干涉军务，军部大臣可以直接上奏天皇，呈请敕裁。利用日清战争，军部第一次验证了宪法中规定的，军人拥有军事大权的实效性，这一验证助长了军方的野心。战争中，军方坚持我行我素的军事独立行动，当他们的行为超越政府预案时，文官也必须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开脱武官的过失。联合舰队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未经宣战先行进攻驻朝清军；旅顺虐杀事件；执意发动直隶决战等军事行动，暴露出军方违背内阁初衷，野心勃勃的好战欲望。内阁文官曾尝试向军方做过若干挑战，企图削弱军队在国家政治上的决策权，结果没有取得明显效果。例如，战争中，军界长老、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作为第一军司令官，在进攻海城的决策上抵制大本营作战意图，孤军深入，给作战部队造成重大伤亡，最终被天皇撤换职务，就是文官挑战武官的一场较量。
明治维新鼓吹全民拥戴天皇，宪法给予天皇统帅军队的最高荣誉。军部利用宪法中“天皇统帅权独立”的条款，混淆明治民主国家和明治军国的概念，力图从民主国家“文民统制”原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日清战争前夜，军部利用文官外交诱导战争气氛，战争中又意欲脱离文官政治的约束，推动战争政治。战争胜利的结果，进一步助长了军人的野心，军方主导国家政治的军国主义倾向日益公开化。军人在皇道军统政治框架下架空了天皇，支配了国家，愚弄了国民，日本民族终于被拖入五十年战争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