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开学后，我却被系主任白寿彝先生要去，跟他搞中国史学史，那时我大约每个月到西单武功卫白先生家听取他的指示并汇报治学情况。当时一起的有赵光贤、郭澎和另一位同事，他的姓名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白先生让我以明代史学史为重点。经过很短的摸索之后，确定第一个研究对象是明中后期著名的史学家王世贞，我大约用了三个月左右时间仔细阅读了王世贞的史学著作，写出了一篇题为《王世贞的史学》，白先生看后似乎不太满意，他写了个批语：“王世贞先放下，继续读书。”这篇稿子直到二十年后才在《明史研究论丛》上发表出来，自然并不完全符合原貌。白先生分配给我的另一项任务是《明史》的编撰过程，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把王鸿绪的《横云山人史稿》同钦定《明史》逐字逐句的对读，凡遇不同的地方都抄出来，列成了对照表，有五十多张大纸；另外还写出了一篇比较长的论文稿。我把文稿和作为根据的对照表一起交给白先生，白先生究竟仔细看了没有，我不知道。过了不久，白先生宣布史学史组改组，他同我们一起到北海公园（也可能是中山公园，记不清了）照了合影，原来的组就散了，郭澎回去教中国古代史，我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我们离开后，白先生要了杨燕起、李起民两人去，工作方式也有很大的改变，让他们埋头研读《史记》，当时我们还有点羡慕呢！至于我写的关于明史的稿子和对照表，问过白先生，他说全部交给赵贞信先生了。我和赵贞信先生很不熟悉，他又不住在校内，不便去问；文革以后更是不用提了。回想起来，花了半年时间（那时正是“三面红旗”导致的生活极端困难时期，人人吃不饱，许多同学都浮肿。我们尽管饥肠辘辘，可是精神上没有压力，不搞政治运动，不用去干重体力劳动，有时间专心读书了）认真校读两部书的结果不能加工发表，成果付诸东流，实在是件可惜的事。但也不能说工夫白费，经过这次校读，明代历史的基本线索和重大事件多少留下个印象，为以后的治明清史打下了基础。
离开史学史组以后，又回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其间两度担任班主任（59级、63级），那时当班主任（又称辅导员）工作非常繁忙，和同学谈话有时直到熄灯时分，还安排不过来，至于下乡劳动自然是和同学一道。比如1965年下学期到1966年6月，整整一年就是带63级同学到山西长治参加“四清”，除搞运动外还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到回校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北京各高校的时候了。这里还有个插曲要讲一下，1965年10月我还在长治乡下接到系里来信通知，我已同系里另外三位同志调到学校新成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工作，编制上已不属历史系。1966年6月回到学校，“革命师生”正在造反，揪斗校系领导人，五个年级的辅导员也多数被学生批斗，我是同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一道下乡“四清”的，回校后自己斟酌以到历史系参加运动为好，如去外研所有躲避“史三”同学之嫌。所以约有半年时间工资在外研所领，运动却在历史系参加。幸好我和“史三”同学们关系不错，除了一张督促我积极参加运动的大字报以外，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我只是参加历史系教师的运动，组织了一个保守的“战斗队”，响当当的造反派“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得势以后，我们的那个“老保"组织自动瓦解，我也就到外研所去了。由于自己是“老保”，只能跟着掌权的造反派抄写大字报，跑跑腿，还是在“文革”运动中随波逐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心中暗想连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都成了叛徒，看来“文革”不可信，不能再跟着跑了。从此对运动消极应付，私下里重新阅读明清史书籍。“文革”开始时曾迫于压力把抄录的史料和一些史籍(那时藏书并不多)处理掉，留了个心眼把农民起义的史料收藏起来，即便被人发觉也可以振振有辞地说这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红线，应当保存。当时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不开放，我私下找到管资料室的马国靖先生请她帮忙，她一口答应，要我在下午近六时利用人们去食堂吃饭的机会到资料室门前，她给我取出我要借的古籍，使我能在晚上和周末仔细阅读。这在当时是要冒相当风险的，至今还对这位善良的先生心怀感激之情。当然，历史系资料室的藏书有限，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我就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到南京去看书。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在颐和路十二号，离我五哥家极近，但当时也和其他图书馆一样不开放。我请五哥帮忙，他找了当时任职于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一位老朋友写了介绍信，说工作需要查阅古籍，我就冒名顶替地在南京图书馆读了不少书，大约去过三次，每次近一个月，抄了许多较罕见的史籍和地方志中的史料；可能较晚一些时间，我还通过熟人在南京大学图书馆读了一些书，其中就有孤本康熙二十三年编撰的河南《杞县志》，这部书里的《李公子辩》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对于我后来研究李岩问题很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