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诚
1961年9月，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比较努力，从图书馆借阅的书籍既杂且多，就是不爱记笔记，考试时两门主课往往得3分，还挨过批评。自己心里不服，下个学期硬背一通，考了两个5分。我并不觉得高兴，只是证明要拿个5分不难，真正多读点书才有点实际知识。1958年起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劳动多，政治活动多，上课徒具形式。1959年暑假，我们班为了勤工俭学，承担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现第一档案馆）整理清代乾隆朝一部分档案的任务，地点就在我校工会俱乐部，档案用汽车拉来，由档案部的黄先生指导我们进行分类，然后按时间顺序包裹。我们整理的是乾隆后期的档案，其中有大量乾嘉白莲教起义的材料；四川、贵州、湖南三省交界地区的苗民起义的材料。大约一个多月基本完成了这项工作，同学们又去“密云钢铁公社”劳动，我刚到工地才住一天就接到通知让我回校进行科研，在国庆以前完成，向党献礼。我赶回学校，心想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一个项目，比较可行的是向明清档案部借阅全部苗民起义的档案，再参考《苗防备览》和相关的地方志，夜以继日地全力以赴，力争按期完成；当时还有患肺结核已愈正疗养的两位同学王君、张光华帮着誊清。那时年轻力壮，干劲十足，脑筋也好使，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一本七万字的《乾嘉年间苗民起义史稿》，如期在“十一”前夕把誊清稿交到系里献礼。国庆成果展览之后，这部稿子就无影无踪了。当时“政治觉悟”高，没有什么“私心杂念”，连改写得很乱的草稿在任务完成后也当成废纸扔了。这就是我第一次“著书立说”的经过。多年以后每想起来总觉得是件憾事，史稿内引用了大量当时无人阅过的第一手材料——原始档案，参考的书虽然不多，毕竟经过自己的一番排比研究，文字表达也颇费工夫，即便不能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留着作个纪念和参考也是好的。
1960年中央组织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从各高等学校抽调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参加编写。世界现代史教材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现河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人员组成。编写组的大组长由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担任，其他领导成员有人大的杨田、北京师大的王绍岳、北京师院的康泠等人。我当时还是三年级的学生，也被抽调到这个组参与编写。说来可笑，世界现代史是四年级上的课，我还没学过竟然来编写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这个编写组在人大铁狮子胡同的校舍呆了一个多月，后来又搬到北京大学的十三公寓（那时刚建成）住了将近半年，北大校长陆平同志和哲学系主任冯定同志都给我们讲过形势和编写的指导性意见。刚过冬天，编写组又迁到二里沟市委党校的四号楼继续工作，直到完稿结束工作，那时已经接近1961年暑假。参加世界现代史编写工作对我后来大半生所走的道路可能起了关键性作用，前面讲过，我在年级（三个班，同学一百多人)里并不是成绩一贯名列前茅，在编写组的后期我的学识和写作才能才表现出来，我成了一个小组的组长，组员四人差不多都是教研室主任，如北大王立等人，资历和年龄比我这个学生要强得多，但他们推我当组长，写的稿子交给我修改后再上交大组，有时改动得还相当大。我记得工作后期编写组从吉林师范大学借调了陈本善同志来，他是该校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看不起我这个学生组长，他把他写的稿子交给我，直截了当地说：“我的稿子，你一个字也不能改！”读过他的稿子，我觉得不能用，又不能违背这位老师的嘱咐，只好自己动手另写一章，连同他写的那一章草稿上交大组审阅；结果大组决定采用我写的稿子。由于在编写组的表现，就有人认为我是个可培养的人才。人大的杨田同志私下找我谈话，要我毕业后到人大历史系去工作。周末回校就对总支书记冯效南同志谈了，她立即告诉我系里已经决定留我在系里工作，叮嘱我要严加保密，并且以服从组织分配为借口婉言谢绝人大的好意。到毕业前夕我回到系里，虽然还是挂着学生的白校徽，可是却在总支办公室参与同年级同学的毕业分配，这点是同学们都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