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1983年，纯如自制了所有的节日贺卡：圣诞节、我的生日、绍进的生日、母亲节、父亲节。她自己构思卡片上的词句，还以手绘图案点缀。每当读到这些自制卡片上的字句时，我总是忍不住感动流泪。下面就是1980年6月我收到的生日贺卡上的话：
愿这张卡片让你开心快乐，
因为我想告诉你，你就是我最好的妈咪！
纯如喜欢利用一切机会制作贺卡，甚至希望把这当成自己的职业。她给美国最大的贺卡公司贺曼公司（Hallmark）写信，询问他们是否需要一个兼职的贺卡写手。令纯如失望的是，这家公司回复说，已经有很多类似写手了。
1979年对纯如和我都意味着巨大的转变。纯如发现了自己对写作的兴趣。她就像一朵盛放的鲜花。而我呢，此时对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有了更多把握：不仅是孩子们的妈妈，先生的太太，还要在我所热爱的科学领域有一席之地。
1979年2月27日，我接到母亲从纽约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不久前刚在左胸部发现了一个肿瘤。我立即飞往纽约。3月26日，我们兄弟姐妹在纽约会齐，送母亲去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作活体组织取样检查。几个小时之后，医生走出来告诉我们说，活体组织检查显示，肿瘤是恶性的，必须马上做手术切掉肿瘤。我母亲那时已经65岁。
母亲的病让我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回到家后，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人生苦短，我到底想做什么？我不喜欢自己在生物化学系做的和SV40病毒有关的研究工作。在哈格尔博士的实验室干了将近4年之后，看起来我一无所获。我想要掉回头去做此前作过的细菌脂膜生化特性的研究，我曾就此发表过几篇相关论文。那时候，我找到了刚刚从耶鲁大学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微生物系的约翰·克罗宁（John Cronan）博士。他从事的研究与细菌脂膜有关。4月份，我跟他见了面。令我吃惊的是，他对我说，他记得我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时与尤金·肯尼迪博士（Dr. Eugene P. Kennedy）合著的博士论文，而他本人非常景仰肯尼迪博士。他刚好有一笔研究经费，可以雇用我。1979年9月，我加入了克罗宁博士的实验室，开始了一段长期合作。我们共同发表了多篇相当不错的研究论文，这段合作持续了21年，直到我于2000年退休才结束。
尽管我们鼓励纯如培养对书的爱好，但她未免太过爱书：她的眼睛近视了，从5年级开始戴眼镜。她阅读速度很快，而且博览群书。每周末我们开车带孩子们去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时，纯如一次至少要借10本书。她实在是个书虫。这让我想起春蚕，在生长期日复一日地啃食桑叶。在那个阶段，它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吃。而同春蚕吐丝一样，在那些年里纯如看过的书，最终也转化为她作品里的一字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