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研究院的房屋管理部门非常友好，当他们听说我们添丁进口的事之后，便让我们搬进了一间大的两居室。他们还送给我们一张全新的婴儿床。普林斯顿研究院实在懂得如何为知识分子和学者们提供一个富有爱心的成长环境。
因为没有亲友可以帮忙，绍进和我完全按照斯波克医生那本著名的育儿手册来养育纯如。纯如胃口不大。开始时，她每顿只能吃几盎司配方奶，我总是担心她有没有吃饱。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严格记录下她每顿摄入的奶量。每天晚上，我都将这些数字加起来。我的朋友们都嘲笑我有些太过一板一眼了。
纯如出生后的几个月里，绍进非常开心，整日喜气洋洋。下班回家后，他会主动要求抱着纯如，给她喂奶。他甚至还会给纯如换尿布。我一直都没意识到他是如此快乐，直到绍进的一位物理学家同事告诉我说，自从纯如出生后，绍进在工作时也会笑个不停。
这位同事说：“从那时我就没见他合拢过嘴。他睡觉时也会笑吗？” 尽管我们对新生命的到来非常快乐，外面的世界却一片混乱。越南战争就不说了，纯如出生一周后，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被刺杀。整个美国陷入震动。从洛杉矶到纽约，美国大城市里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当我抱着纯如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烧杀掳掠的情景时，我几乎无法呼吸。当我想到纯如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时，心不禁沉了下去。那一周出版的《新闻周刊》（Newsweek）寄来时，杂志封面还是马丁·路德·金躺在棺材里，一位老妇在他身旁哭泣。我对绍进说，我会替纯如留下这本杂志，这样当她长大后，她会知道在她出生时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
接下来的6月5号，纯如只有两个月大时，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被刺杀。整个美国再次震惊。这让我联想起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杀时的情景。绍进和我当时都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我们俩一年前才刚刚从台湾来到美国。整个美国当时都沉浸在哀悼之中。然而现在，除了悲伤，我还感到愤怒。当我抱紧纯如给她喂奶时，我看着她的眼睛，对自己说：我怎么才能保护你，让你远离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
我仍保存着1968年4月15日出版的那期《新闻周刊》，它的封面和内页都已泛黄。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纯如已经过世6年了，美国陷入了另一场“越南战争”中。
当时，我并不确定到底是该留在家中做一个全职妈妈，还是继续工作。一方面，我想要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我也相信母亲曾经对我说的话，没人比当妈的更擅长照顾自己的宝宝。另一方面，我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我真心热爱我的工作。除此之外，从一开始，我就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我希望将我所学回报社会。当了6个月的全职妈妈之后，我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让我非常痛苦。看到我如此不开心，绍进鼓励我重返工作岗位。他说，他认为，一个在家但不快乐的母亲，要比一个工作但快乐的母亲糟糕得多。于是，我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教授雅克·法斯科（Jacque Fresco）的实验室里从事兼职博士后工作。1968年秋天，我开始每周上三天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