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解放军报》，这是我一生中出现的第二次危机，心里特别紧张。弦拉开了，可我连箭都还没有。计划日程已经安排好，我们先去香港作调试，一个月后，王选去参加《大公报》成功应用方正彩色系统的新闻发布会。
临走之前，我突然想到了一种方法，于是找到了王选教授的一个叫作杨斌的学生，他也是我的师弟，也是我领导的开发小组成员，我就对他说，我们几个要去香港了，这回能不能成功就全看你的了。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的想法(技术方案)。我说，你在这个基础上做，一定能成功,你就在家里日夜兼程、快马加鞭，我能不能回来就全看你了。
在香港的设备验收是要在铜版纸上打样，我在那里一遍遍地试，一会儿这样试，一会儿反过来那样试，为的是等家里的消息。
新闻发布会的日子终于就要到了，王选也从北京飞抵香港。他并不知道我在玩什么把戏，我若告诉他，他当时也就睡不着觉了。他见到我的第一面就说，杨斌让我给你带了一张软盘来。我马上把盘插进机器里，屏幕上显示：磁道已坏，无法读写。
我马上给杨斌打电话让他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再寄一个拷贝来。磁盘寄到的那天，正好是王选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日子。所以只有发布会当天出来的报纸才真正符合要求。”
肖建国后来感叹到：“从黑白到彩色这一步，如果未能转过弯来，方正的今天就根本无法想像。当时的情况是，方正不能做到这一点，国外产品早就会长驱直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