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印刷业仍是一个连基本内需都无法满足的弱势产业，“印书难”——周期长、质量差的问题甚至超出了出版印刷行业，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性问题。
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在关注与出版相关的问题。
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在他的《亲历出版30年》一书中，深情而详细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国出版印刷事业的关怀及决策过程。
1981年5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份简报上批示：“要研究改善出版工作，请通知有关同志准备一点情况（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准备好了，提交书记处会议讨论。不迟于7月。”
中宣部要求国家出版局按照胡耀邦批示，起草《关于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的汇报提纲》稿，经中宣部审定后报中央书记处。
国家出版局从1981年6月15日第一稿，到1981年12月25日向中央报送稿，一共写了九稿。
《汇报提纲》在列举了三中全会以来的种种成就之后，笔锋一转，开始大谈当前发展出版事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汇报提纲》举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大专教材还有40%左右不能做到课前到书。
《汇报提纲》写道：“出版任务越来越大，印刷能力越来越不适应，特别是北京地区，这种矛盾更加突出，1981年印刷能力只达到出版任务的70%……由于印刷力量紧张，一本书往往是一版定终身，很少有再版的机会。目前，急需发展印刷生产能力，……并且适当发展照相排字和胶印，逐步做到印刷生产能力与出版任务相适应。”
提出问题后，《汇报提纲》又写道：“发展出版事业，无论是增加图书品种还是发展印刷生产能力，缩短印刷周期……都需要一定的资金和设备，长期以来，出版单位发展资金不足，物质条件改善甚少，其主要原因是要求出版单位把所得利润大部或全部上缴，而国家给出版部门的投资却很少。”
1982年2月4日，春节刚过，胡耀邦就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出版工作。胡乔木、万里、习仲勋、余秋里、谷牧、宋任穷、彭冲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国家出版局的相关领导列席会议，这中间有邓力群、朱穆之、赵守一、廖井丹、边春光、陈翰伯、王子野、许力以、王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