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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25日和27日，文化部访日代表团再次在国家出版局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专题汇报。他们提出了有关印刷的几项具体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发展照相排字技术”。《建议》写道：
按我国现在的条件，宜于尽快普及手动照排机。……日本现有五六个生产照排机的工厂，其中森泽写真植字研究所一家，每年生产手动照排机3000台。我国现在仅有上海每年生产手动照排机100多台，远远不够。建议每个协作区建设一个照排机制造厂，争取在“五五”计划期间在主要书刊印刷厂普及手动照排技术。同时还要抓紧自动照排机，包括二代和三代的研制工作。
这大致代表了中国印刷界包括印厂和用户的主流认识：普及一代机，研制二代机或三代机。
这种观点自然而然地被带入了北纬旅馆的论证会。
那天，王选夫妇把那个用三张打印纸拼接而成的“义”字小心翼翼地带到了会场，陈堃銶代表北大作了报告，那时候的王选身体还是太虚弱，就连一个完整的报告都不能支撑下来。
王选后来回忆起那个会议：
“新华社的钱乔其在会上介绍了云南大学的字模管三代机和小键盘编码输入方案，科学院自动化所的毛绪瑾介绍了他们正在研制的飞点扫描西文三代机方案，新华印刷厂的贝贵琴介绍了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制的字模平板移动、静止曝光的二代机，樊景泉则介绍了上海有关单位的研制情况。我们的字形信息压缩方案和“义”字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
但是，会议开了两天，王选的方案和他们带去的那个“义”字，就像一个扔进河里的石头，泛起了几圈涟漪，似乎就沉没了。参会者质疑：仅仅一个“义”字能说明什么？的确，北大的方案另辟蹊径、新颖独特，但是数字化存储如何保证字模质量？最终用什么设备输出？连日本人都没有搞出来，我们能行？你这是玩数学游戏吧？
所有的人都在登山，气喘吁吁，外国人已经走到了前头，国人还没开始迈腿。跟着走吧，这条路一定没有危险，于是就想踏上第一个台阶。王选发现，不能跟着走，我们没有别人的精良设备，就算跟着也会走丢的。不一定非要亦步亦趋，还有一条路能走到洋人前头，可以率先登顶。可王选的这个设想被打了回来。
北纬旅馆的论证会最终决定采用二代机作为正式方案上报“748”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