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选的抉择(4)

科学史上这样的个案太多了。

1953年2月28日,英国剑桥Eagle酒廊里,弗朗西斯·克里克一进来就兴奋地嚷道,他和沃森已经“找到生命的秘密”了。在场的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在过去两年里,两人不分昼夜设法寻找DNA结构的秘密。这一天早上,他们终于解开了谜团,他们搭建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充分显示了DNA是如何完成传递细胞遗传信息的使命的。他们伟大的发现改变了20世纪后半段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揭示了生命中最基本的奥秘。

这是交叉科学史上最动人的一次合作。在他们的前面,已经有一群杰出的科学家碰到了DNA结构的边缘,但只有他们两人以其特有知识和想象力,真正捕捉到了DNA双螺旋的影子。用沃森的话说:“在卡文迪许实验室里居然能找到一位懂得DNA比蛋白质更重要的物理学家,真是三生有幸。”此前,克里克离开英国皇家海军水雷制造厂还不到两年,沃森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

交叉学科立体式涌现是20世纪科学综合化走向的具体表征。

有研究人员曾经对分子生物学发生过程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16位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作过初步分析,结果发现,他们中无一不是通晓多门学科的博学家。

计算机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被誉为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伊曼,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数学家,以其无与伦比的数学造诣,在量子力学、核能、博弈论,特别是计算机领域,都取得了革命性的成就。今天的计算机无一不是根据冯·诺依曼体系建构的。

在中国国内,关于交叉学科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多被人关注。但是王选在1961年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我能取得一些成绩跟年轻时具备了跨领域的知识分不开,这点对今天人们在技术创新、选择科研项目等方面也许有些参考价值。我开始研究作出这些创造性成功的科学家的背景,一下子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他们大多具有两个以上领域的知识和实践,在面临挑战时往往会萌发新的构思。”

14年后,王选的这一选择成了他创新行为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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