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的形势逐渐明朗的时候，最犹豫不决、进退维谷的大概要数傅作义了。
傅作义与知识分子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驻节北平后，每隔几天都要请三五位学者教授到他的华北“剿总”便宴，以“炉边闲话”方式，海阔天空地交谈。时而纵论上下古今，时而就某一具体问题即席求教。尽管他军书旁午，日理万机，但这种“炉边闲话”几乎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一直延续到时局紧张也未改变。同他谈过的人士，既有老年，也有中青年；既有激进的，也有思想保守的。所以当时有人形容说：“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谈笑左中右，往来老中青。”谈话时，傅作义有他的独特风格，一般他说话不多，只倾听大家讲。这样他可以随时掌握知识界的动态、民众的呼声、社会的舆论。朱光潜、费孝通、胡适、许德珩、朱自清、郑天挺、何思源等都在他的客厅坐过。但是到了1948年冬天，战局紧张，平津已是山雨欲来之势，傅作义的“总部”已经没有多少闲话的机会了。在解放军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后，傅的华北“剿总”匆匆从西郊迁进城内中南海。
形势急转直下，究竟走哪条路，傅作义举棋不定。他整天在办公室里独自踱来踱去，时而以手击额，时而仰天长叹。他的矛盾心理在于自己身处蒋介石集团的高级指挥职位，而内心又极不愿意继续为蒋所役使。这种矛盾的心理时常表现出来，比如蒋要他援助锦州，他拒绝了，但事情并没简单地过去，作为条件，他又答应蒋介石，组织部队袭击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他小心翼翼从事，一边派了蒋嫡系九十四军配备骑四师和骑十二旅出发，一边由政工处给各部加派专员为监军，以便随时掌握。临行前，傅作义和少将政工处处长王克俊召见政工处上校督察员王越，任他为第一线联络员。王克俊告诉王越：“共产党的要人都在阜平，你跟队伍的任务就是接管各部队的重要俘虏，这对我们很重要。”王越不解：“八路军跟咱们一样，也是官兵不分，哪能认出谁是大官？”傅作义忽然转过身来，说：“哼，那很容易，那不难。共产党的高级人员南方人多，先听他是什么口音。”然后他伸出指头说：“再就是看手指头，这些人最爱吸烟卷，左手的指头总熏得黄黄的，这些都是可以识别的。”说着，傅作义向外走去，跟在后边的王克俊拍着王越的肩膀说：“任务交给你了，就看你们这一下哩。”傅作义似乎有些稳操胜券的乐观情绪。他如此充满信心，是他过于相信他的这种“掏心”战术。据解放后董其武回忆，在许多重要的战役和战斗中，他最惯于使用远距离奇袭和“掏心战”，常常歼敌于措手不及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