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本是一个纯朴厚重的爱国将领，处在蒋介石授命“忍辱负重”与日本人威逼的双重压力下，精神极度苦闷。他对副军长秦德纯说：“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可日方时常无理取闹，滋扰无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相信你有适当的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老家，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
“不行不行。”还没等宋哲元说完，秦德纯就摆开了手，“此事绝非你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北平，责任总在你身上，所以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宋哲元哀叹一声，没再坚持。他是一个大个子，生有山东农民的身材，福态的脸一般没什么表情，有时不相称地衔着一支大雪茄。他嘴里爱说些孔子的话，在他身边有不少爱国的积极青年。有时到了为难的时候，他就推病敷衍，当压力太大时，他便要去“扫祖墓”了。这半个月，日方交涉益繁，压迫益甚，宋哲元以心情恶劣，决定请假回籍，把交涉的重任交给了秦德纯。临行时交代两句话：“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亦不要谢绝。”
秦德纯就在这“不接受”和“不谢绝”两种相反的原则下，苦苦地应付了四个多月。到了五六月间，眼见日方使用武力侵略的意图日渐明显，秦德纯绷紧的神经都快断裂了。
7月7日那天特别热，温度计从大清早就直线往上升，到了夜晚也不见凉意。这天下午，秦德纯在市政府邀请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二十多人，给他们报告局势的紧张情况，交换应付意见，直到夜里10点才散会。
回宅后，他先洗个澡，换上一件短衫，上床后靠在床栏上静静地沉思。突然，电话响了起来，时钟指着11点40分。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专员林耕宇打来的：
“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称，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