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分别从汕头、甲子港和神泉等地转移到香港、上海等地进行秘密工作。刘伯承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到苏联学习军事。1927年11月，刘伯承、吴玉章等30余人从上海乘坐一艘苏联货船，直达海参崴。转到莫斯科后，吴玉章入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则进了高级步兵学校。
根据党的决定，贺龙率领一部分部队突破重围，到达揭阳时，把30支步枪和几千发子弹送给揭阳县委，离开了他战斗多年的部队，由汕头经香港去上海找党中央。
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在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陪同下，转移到陆丰县南塘区黄厝寮村黄秀文家。这时周恩来正患病，发高烧，连稀粥都喝不下，常常处于昏迷状态，有时神志不清，还在喊：“冲啊！冲啊！”不久，杨石魂找来一条小船，送他们出海。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以后他就走了。”
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就这样失败了。但是，8月1日南昌的枪声，使千百万革命人民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周恩来后来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李立三在回忆中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
南昌起义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周恩来曾把这个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他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那时候，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工农运动的基础比较好。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如果就地同湘鄂赣的工农运动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根据地，这对以后革命的发展会更有利。周恩来还说过：就在南下以后，经过会昌一战，伤员不少，“如果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嘛，留在会昌、筠门岭、瑞金、寻乌，那就很好嘛，靠近闽赣边嘛。当时没有这个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