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周恩来主持的。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关头，周恩来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关键问题上，作出了关键性决断和卓越贡献。就主要领导者而言，正是他组织和领导了南昌起义。关于南昌起义的提出过程，周恩来曾回忆说：“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指定贺昌、颜昌颐、聂荣臻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同志们了解这个意图，作为起义的准备。对此，聂荣臻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举行南昌起义，是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作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周恩来委任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时，贺龙一怔，讷讷地说：“我还没有入党……”
在酝酿和部署南昌起义的时候，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直积极向党靠拢，在汪精卫政府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时，主动保护了大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6月间，他在武昌就对周恩来明确表示过：“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基于此，贺龙7月23日从鄂东到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就把起义的计划告诉了他。贺龙当场表示拥护，并表态说：“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后来，贺龙在回忆南昌起义时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第一，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绝不是偶然的。第二，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国民党革命什么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我本人出身是贫农，家里很苦，穷人的痛苦我知道得很深，所以在我的部队中是不准贪污搞钱的，跟我走的都是穷光蛋。我有一个亲三妹夫，本来家里也很穷，跟我多年，我一手提拔他当旅长，后来因为搞钱，就不能让他再当我的旅长了，而让他走了。我参加南昌起义的第四个原因，是我对毛主席的信仰，自从1916年以后，在我们湖南人中，就听说有毛泽东，诲人不倦，常与青年学生或群众讲话，湖南的学生都说毛泽东是天才，是革命领袖，而和我说的这些人又是我们县里有学问的人。因而我对毛泽东敬仰得很，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