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主政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从国家利益出发，舍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顾国内右派的威胁与反对，也不顾不愿被搅乱战略步伐的盟主国美国的反对，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般人理解，田中角荣与中国建交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的缘故，中国媒体以及日本左派媒体也都喜欢炒作这种感情，但在其背后，其实是政治家们及其所代表财团对建交之后所获好处的精确算计。田中角荣及所代表的财团看到，与台湾相比，中国大陆丰富的廉价资源和潜在的广袤市场更有利于日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为日本企业就近获得发展资源和进入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这是日本外交史上利益外交的一篇杰作，充分体现了世俗国家的利益主导型外交风格。
这种理论在中国也一直很有市场，很受许多学者及外交家的追捧和信奉。中国也属于政教分离、社会世俗化的国家，对利益论外交有强烈共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外交的务实色彩愈见浓厚，意识形态色彩愈见淡薄，利益外交论愈发受到学者或专家的推崇。在近期的很多外交声明以及论文中，我国的学者和有关人员都公开地不加掩饰地把国家利益当做外交活动的正当性依据。在联合国大会的某次发言中，中国代表在对某提案表示反对态度时，提出的理由与根据是：它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很多外交人员在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人员交往时往往提出“国家利益为重”的原则，即超越意识形态或国家体制障碍，寻找利益的共同点。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其薄弱之处，就是它不能涵盖偏重意识形态国家的外交，尤其是不能涵盖宗教影响强烈或者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外交，利益论不能解释这些国家外交的实质与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