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秀俊在老家已娶妻。乾隆十五年（1750年），当地平埔人传染病流行，略懂医术的林秀俊用草药救活一些番民，番社头目一高兴，就将女儿许配给他。对他来说，这肯定是人生一个关键期，那以后垦户屡屡遭番民袭击一事，就锐减了，而土地的开垦则越来越多。至乾隆末年，林家经营的土地已达数千顷，年收谷十多万石。这些开垦出来的村庄包括新庄、新埔、后埔以及枋寮、大佳腊等。为保证开垦的土地能旱涝保收，林秀俊招佃开凿的水圳不仅有大安圳，另有大甲圳、永丰圳、暗坑圳，这些水利设施使板桥地区数万亩良田得以灌溉。
林秀俊死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享年72岁。他的遗体没有迁葬回大陆，墓地就选在一块背依公馆山、面朝基隆河的土地上，从墓园往下眺望，当年他率众所开垦的大片土地可以尽入眼帘。
现在，他在台的后裔已经多达4000多人，而当年同他一起从老家攀龙村渡海的那15个同乡，也繁衍了2万多后裔，而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正是他的第19代裔孙。村中在雍正、乾隆年间还陆续有人迁台，在南投草屯镇那里，就有1万多祖籍漳州漳浦攀龙村的人。算起来，小小的一个攀龙村，竟有3万多人在台。
高雄凤山县至今仍水流有声的曹公圳与一个人有关，就是道光年间凤山知县曹谨。曹谨是河南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他年逾五十之时，由福建闽县知县兼署福州府海防同知任上，调台湾凤山县任知县。那年春天台湾大旱，饥民遍地，盗贼四起。“弭盗莫如足食，足食莫如兴水利”， 这是曹谨到任巡察后得出的结论。按当时台湾知府熊一本在亲撰的《曹公圳记》中所述，曹谨为了开圳，“不辞老瘁，不惜厚资，历二载而如一日”，终于带领凤山百姓掘出44条、长130余千米的水渠，将高屏溪之水汩汩引进千家万户与万顷田野。水圳修成后，知府熊一本前往勘查，不免大悦，他提议索性将水圳取名为“曹公圳”。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凤山县又现旱情，那时曹谨虽已经调任淡水厅同知，不在凤山知县任上，却还是筹资又开掘了一渠，称为“曹公新圳”。 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写道，曹公圳筑成，凤山“收谷倍旧，民乐厥业，家有盖藏，盗贼不生”。
曹谨在台任职时间不短，前后共8年，从凤山知县到淡水厅同知，再到台湾候任知府，卸任后回归故里，死后葬入沁阳市南关村曹氏祖坟。
曹谨在老家的知名度似乎并不太高，《河内县志》中对曹谨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有10个字：“曹谨，清嘉庆丁卯科解元。”但他在台湾凤山，却一直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曹公路”、“曹公里”、“曹公祠”、“曹公树”、“曹公国小”，一座不大的城市，却密布了这么多“曹”字头的名字，让人在抬头低头间，思维蓦然间就会回到了100多年前。
曹公祠修建于咸丰十年（1861年），那时曹谨逝去已经12年了。
祭拜曹谨的寺庙不仅凤山县这一处，另有一处在新竹县的城隍庙里。
新竹城隍庙地位显赫。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时，台湾淡水同知王锡缙将淡水厅官署从彰化移至到新竹，而8年前建成的城隍庙就跟着升格为府城隍。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道教张天师星象卦算，推测国家有灾，需要做法事消灾。当时居新竹靠经营盐业发达的巨富林占梅推荐新竹城隍庙作为消灾庙会举办的地点，朝廷应允了这个要求，并将这座庙封为“都城隍”。该庙也就是当时台澎地区唯一的省级城隍庙。
高悬在庙里的那块“金门保障”匾，就是光绪皇帝的御笔。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城隍爷出巡赈济孤魂，绕境保平安，都是新竹境内本年度的一桩大事，信徒绵延数里，香火起伏连绵。
新竹这座庙里的城隍神究竟是谁呢？当地史学研究者考证出4位，其中就包括曹谨。
从1999年起，台湾高雄民众每年都组团到曹谨故里河南沁阳举行拜谒仪式，他们将从台湾曹公庙带来的香灰，分撒在曹谨墓上，又把原先装香灰的瓶子装入一撮墓土，与剩下的香灰掺和在一起，然后郑重地带回台湾曹公庙。
一个造福过百姓的官员，原来可以被百姓以如此淳朴真挚的方式长久惦记与怀念。“功同禹王”这个匾现在就挂在凤山“曹公庙”里。长眠地下的曹谨如果知道自己在台湾人心中，一直到今天，居然仍伟岸至可以与大禹比肩的地步，不知会是什么心情。
他该庆幸自己的有所作为，还是愧疚没有做得更多更好？
我们听不到他的回答。只看到那已经流淌了100多年的水，依然丰沛地静静穿过结实的沟渠，抵达前方的某块田或者某方池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