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美吧？”我问。
“你知不知道薄暮和黄昏、日落的区别？”他转回头来反问我。
“薄暮是在黄昏之后，日落之前。对吗？”
“薄暮时，太阳在地平线下6度以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
“它这么短，难怪会被认为是黄昏或者日落的一部分。”
“不短了，每天都有。”他脸上又浮现出那个浅浅的单酒窝。
是啊，每天都有。
活了二十七年，第一次站在异乡仔细凝视天边的薄暮，窗内困着回忆，窗外就是归期。
雾在黄昏来临之时散尽，可以开始登机了。这一段延误仿佛是离开的回忆途中凭空多出来的一截时光，不存在于记忆里，不存在于未来中，也不应存于现实世界。
我们也握着登机牌融入登机口排队的人群，一前一后，像任何两个偶然相遇的同路旅人一样。我没有再刻意回头跟他交谈，他也没有再与我说话。
飞机上，我们的座位相隔得很远，远到完全看不见彼此的所在。起飞大约二十分钟后，空姐推着手推车来派发晚餐，锡纸饭盒软而烫手，保鲜盒里饱满的蔬果卷着冰箱的气息而来，两者在胃里互相侵略，最终将湮没在同样的温度之中。机舱外的云层被晚霞染上不同层次的紫红，我始终觉得在机场度过的这一天像梦境一样，感觉真实却并不可信。
机舱里难得的安静。我闭上眼睛。邻座的女孩一直在看杂志，一页页纸翻过的声音有节奏地响响停停。两小时二十五分钟的飞行，有人睡了，有人醒着，有人的旅程是将告别延长，有人的旅程却是将等待缩短。在海拔九千米的高空中，没有雾，没有风景，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密闭的机舱。
直到下机后再次见到黎靖，我才确定这一切并不是幻觉。
他穿着那件灰色的伦敦雾站在行李大厅的传送带前，像一个模糊在明亮背景里的剪影，分外扎眼。我没有托运行李，提着随身的小旅行包直奔出口。还没经过他身边，他已回头看到了我，竟像老熟人一样跟我打招呼：
“你住哪里？”
“东边。你呢？”
“朝阳公园。”
看来是我太谨慎了？他对此事倒是胸无城府，一张口就告诉我具体目的地，而我说的只不过是地图上有指向的一大片，大到打车兜一圈都得小半天。
也对，何必对一个并无恶意的陌生人如此戒备？
于是我补充道：“我去大望路。”
“这么近？”他语气中仿佛有点隐约的惊喜，“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拼车回去。”
“也好，比地铁省事。”我居然欣然答应跟一个陌生男人拼车。
传送带慢悠悠地一圈圈往外转，他终于弯下腰将转到面前的箱子提了下来，那是个没有任何装饰的深棕色大箱子，贴在拉杆边的行李条就像黑桌布上的白筷子一样显眼。他伸手时我才看仔细——这人的衬衫袖口居然有一对方形的银色袖扣，精致素净却不抢眼。坐经济舱提皮质箱子穿伦敦雾还有对袖扣，简直一副家道中落沦为平民的贵族末裔或是80年代英国海归的样板。真不知道他是刻意往怀旧了收拾，还是纯属个人喜好比较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