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层关系，梁思成与朱启钤一见如故，所以一席长谈之后，二人自然一拍即合。从此梁思成加入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与差不多同期担任该社文献部主任的刘敦桢，一起同为该社梁柱，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可以说，中国营造学社成就了梁、刘等人，奠定了二者在中国建筑学界的地位，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拯救了朱启钤，使得这位民国要人，离开政治舞台和权力中枢，反而淡化了政客的面目，而让后世的国人对他，更平添了一份文化意义上的敬意和怀念。
应该说，在民国，朱启钤是一个另类，也是一个异数。在他的影响下，身为军火贩子的雍剑秋，也曾积极参与类似的活动，不过论成绩和影响，却远不能与朱相比。天津解放前夕，雍氏便先于朱氏一步悄然病逝。
解放后，朱启钤因为北洋元老的身份和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加上二女淇筠的丈夫章以吴与周恩来总理同为南开校友的渊源，重新受到社会的尊敬，先后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值得一提的是，章以吴先生之子章文晋，早年正是在他这位外祖父的资助培养下，才得以留学德国，日后终成新中国一任外交部副部长。1964，朱启钤先生安详谢世。
对照同时代的人物，若论务实精神、办事成效、爱好风雅以及生活之欧化、转型之彻底、结局之圆满、民间知名度之高，则谁都无法与这位老先生等量齐观。
这样算来，这位老先生，真的是那个时期少有的一个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