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政治上给整个派系带来的巨大收益外，雍朱二人的私家财富也因此而爆增。
特别是袁世凯称帝前的1915年秋天，为了对付称帝后可能遭遇的武装革命，袁世凯急需购置一批军火，于是把雍剑秋直接叫去，密嘱一番后，便递给他一张总价千万元的军火订单，并预先支付给雍数百万元的定金。由于此事袁世凯不愿让段祺瑞控制下的陆军部经手，而是以总统府陆海军统率办事处的名义，要雍只和捷成洋行总经理纳尔德一人密谈，所以很是机密。
此时欧战已起，德国正在打仗，本身对枪械的需求量大增，袁世凯所要这笔为数甚巨的军火，艾哈德兵工厂应付甚慢，等到袁世凯身败而死，也仅制造出一部分，大约价值二百万元。随着军火交易的意外中止，雍剑秋便将剩余定金私自独吞了。
这笔定金到底价值几何，外人不得而知。但黎元洪上台后，作为筹办帝制大典的主要负责人朱启钤遭到通缉，雍剑秋受其影响，与朱一起逃到天津租界后，两家生活较之先前愈加富足。
雍到天津后，除了在天津租界、北戴河、上海等地购进大量地皮和房产之外，还将一些地皮赠送黎元洪总统等其他权贵要人，以堵流言，逃避追查。朱启钤从中也受惠多多，北戴河的土地，后来便由他和雍家共同经营。由此足见这笔定金的数额之巨。
息影津门后，朱启钤除了1919年那一次受邀担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外，基本远离了政治，而是将人生兴趣转移到兴办实业和研究中国古建筑、织绣、漆器等艺术方面去了。特别是收藏研究，著书立作，颇见成绩，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的大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和文物收藏家。不过，若论此间成绩最大、影响深远，还得要说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
1930年2月，朱启钤在北京宝珠子胡同7号自己的寓所内，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主要以中国古建筑、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中国古建筑实例开展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并定期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除社长朱启钤外，只有社员三人，后来在朱启钤的努力和影响下，该社争取到中美、中英庚款的经费支持后，原有营造学社社员（除职员外还包括挂名或不挂名的评议、校理、参校）从最初的43人到1937年翻了一番，增至86人，其中著名成员有朱启钤，梁思成，林徽因、李四光，范文照，刘敦桢，李济，王世襄，叶恭绰、费慰梅，任鸿隽，陶湘，朱家骅，张学良、张文孚等。这些人当中，细细数来，并非都是能够贡献专业力量研究建筑的学者，还包括许多政商两届的大腕和其他文化名流，如政界有张学良和前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叶恭绰等，商界有中兴煤矿大股东张文孚等，文化名流有考古学家李济、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乃至后来名动京城古文物收藏界的一代玩主王世襄——也许可以说，正是加入该社，王世襄耳濡目染，乃致有后来的斐然成就。从人员构成上，可见该社发起成立之初，朱启钤用“营造”而不用“建筑”命名，便存有兼容并包的的深意，他希望学社不局限于建筑一体，所有工艺类的艺术，比如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等等，都囊括其中，甚至一些民俗民歌，朱启钤也立志“旁搜远绍”，其目的就是要彰显建筑与文化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