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那时不懂A梦(4)

黄阿明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酒精中毒留守在西贡医院打点滴。从九龙到西贡,也许是插了翅膀才能那么快地飞过来。我没有问他从哪里知道我的号码。网易同学录上每天都有人在往上面贴自己的联系方式和职业,生怕老同学不知道自己已混得人模狗样。

他戴着大墨镜和渔夫帽,但还是含情脉脉地拉住我的手,问我:“你还在生我气对吧?你原谅我了吗?你为什么一个人跑香港来?为什么不留在北京?”

最后他说:“我找了你好久,跟我走。”那是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现实中说起来居然也那么掷地有声,砸得人心直疼。

中午,当穿着号称两公斤重的制服,提着周记的猪肝粥赶过来的大雄得知已被另外一个人篡权夺位时,便把猪肝粥留在了病房,人走了。

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说了一句话,不是汉语,不是英语,也不是日语和法语。原来,他还会第五种语言,说不定真的是火星语。

西贡的公寓里,他什么都没带就离开了,刮胡刀,除毛膏,男士洗面奶,只带走了一大箱子的电影光碟,用警员薪水买来的正版DVD。我把他用过的东西都打包进一个箱子里,贴上寄往警局的地址。可笑吧,生活在一起那么久的两个人,居然连他的家在哪儿都不知道。

这些已不重要了,我有了黄阿明,那个大学时候在我的宿舍楼下拿着把吉他唱情歌,唱到差点挨处分的男生。

没什么比破镜重圆更美好的青春。尽管我失去了大雄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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