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儿子出生后，我决定离开《纽约时报》，这样能有更多时间尽母亲的义务。我最近算了一下这个决定让我损失了多少钱。
我干了近20年全职工作，其中8年在《纽约时报》。我离开时，年薪约5万美元，此外还有演讲、撰稿的收入和新闻奖的奖金。如果没有孩子，我可能会再干至少15年，当然也可能会提早退休，另谋新路。如果是这样，我会拿到一笔退休金。但由于离开了报社，没有干够要求的10年时间，因此我失去了这份退休金（现在法律已将雇员的退休金资格改为工作满5年。）
离开报社后，我每年自由撰稿，平均收入约1.5万美元。即使是非常保守的估计，我也损失了60万到70万美元，这还没算损失的退休金。我当时没完全意识到后果，只当休了个短假，以为过几年就能重返岗位，不然靠写书和其他工作也能有不菲的收入。但我错了，结果是损失了预期中一多半的收入。在股市火暴的岁月，把这些钱投在股票上会像野葛一样翻番。保守地估算，它会在我的晚年每年带来5万到6万美元收入。
当时，我从没坐下来算算经济账，从没把钱与母亲的职责联系在一起，也没想靠丈夫养活我们。如果当初让我权衡，是为儿子的童年，还是为《纽约时报》再干10或15年，我猜金钱的考虑也许会使天平倾斜。可是，当年正当之举的代价也未免太高了。
我支付的妈妈税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妇女中很有代表性。经济学家雪莉·伯格拉夫算了一笔账：如果夫妇俩每年合挣8.15万美元，两人一样能干，而一旦有了孩子，他们就得损失135万美元。损失主要是看孩子的一方造成的。在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夫妻有一人做销售代理，年收入3万美元，另一人做非全日的计算机咨询，年收入1.5万美元，这样妈妈税就有60万美元。生养子女其实对公众有益，因为给国家增添了劳动力，但这却要承受不合理的惩罚。
哪儿的妈妈税最低？
我们可以把母亲的需求添加在物品清单上，就像食品和服装那样，法国人最擅长此道。每一位研究家庭政策的人在离开法国时都会带走这样一句轻松的话：人生在世，穿衣吃饭。
这个国家的福利开销占GDP的比例是美国的两倍：29%∶14%。这些钱大多是资助母亲儿童。每个法国母亲无论贫富，无论已婚还是单身，都享受儿童免费医疗和现金补贴。补贴由母亲支配，甚至可用来雇保姆。如果是持证上岗的保姆，政府甚至还负担保姆退休金的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