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19世纪，抚养孩子只是家庭劳动的一小部分。随着经济的日益商业化，已淘汰出局的妇女不得不担负起原属于男人甚至孩子的家务劳动—因为孩子也要离家上学。家庭内的无薪劳动落在成年妇女肩上，除了传统的煮饭、 洗衣、看孩子，她们还要饲养家畜、侍弄菜园和修修补补。扮演家庭天使慢慢成了她的分内之责，整天同煤灰和肥皂沫儿相伴为伍。
这个时期有不少关于妻子们劳累过度、缺少休息的文字记录，让人们想起当时对“第二次转向”的种种抱怨。1846年，有一个署名为“克利奥·多拉”的人给新英格兰一家报纸的编辑写信说，需要给丈夫们提个醒儿，让他们理解“配偶”的含义。她写道，它的意思是“帮忙的人”，不是要承担所有家务劳动，当然更不是在丈夫回家休息时仍拼命干活儿。她最后写道：“我请求你们……时常劝劝丈夫们，承担起他们的那份家务。”在南北战争前的时期，曾有供中产阶级妇女使用的咨询手册，从中可以看出对日常家政的全部要求。1841年，凯瑟琳·比彻发表了名噪一时的《论家庭经济》，认为家庭经济需要政治家的“智慧、果断、圆滑、辨别力、谨慎和多才多艺”，同时也需要一个企业的“体制和秩序”。在她看来，家庭的账目往来实际上比某些“散漫的”公司业务要多。
珍妮·博伊兹顿是研究19世纪家庭经济的顶尖级史学家，她认为，丈夫及其老板都在免费享用妻子们的无薪劳动。据博伊兹顿估算，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妻子们干的活儿折合成钱，要远多于她们的生活费用。由于她们的劳动，雇主才得以为雇员支付极低的工资，这“对南北战争前东北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娶个老婆很划算，因此人们劝告年轻人说，要想出人头地就先娶个老婆。
所以，“真正的女性”这个神话表面是情感和道德的诉求，背后的现实则是劳累过度的母亲，而她的劳动是有经济价值的。隐藏在所谓男人养家糊口和独立自强的神话背后的，是妻子们无偿的劳动。
几十年来，男女双方都没有挑战在“工作”与“家庭”间按性别所做的区隔。女性以为，她们的道德形象和家长地位补偿了自己在经济和政治权利上的缺失。而男人把女性看做爱的使者和是非善恶的仲裁人，她们纯洁善良，不宜进入劳动力市场—由此也就忽略了以下事实：只要女人没有财产权，没有挣钱的机会，她们在家务劳动上的“付出”就需得到食宿和庇护之类的回报。
男人“供养”老婆孩子—这个流行的家庭神话使大多数妇女看不清自己是重要的经济成员和平等的婚姻伴侣。如果她们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是劳动，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劳动果实被窃取。甚至像多才而敏锐的哈丽雅特·比彻·斯托那样的女性，也没看穿这种意识形态的迷障。1850年，她写信给嫂子谈到自己近来的生活：春季之前搬到了缅因州；她做了两个沙发、一把椅子，还有各种花色的床单、枕套、枕芯、靠枕和床垫；新刷了房子；把家具重漆一遍；生下第八个孩子；管着一大家子人；还想法读完了沃尔特·司科特的小说—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年里干的。
她又坦承：“可是，我常被这样的想法困扰—自己什么也没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