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本用心写成的书，它出自我的个人体验，即作为母亲与职业女性的经历。作为妇女运动的受益者，多年来我过着无子女的记者生涯，是那种体现女性巨大进步的无性别环境中的假小子之一。我以前结过婚，我前夫和我几乎每晚都在外就餐，雇一个保姆打扫房间，收拾行装随时待命。我们很少待在家里，也用不着买车。最终我们分手了，而那更像是两个室友各奔前程，而不是离婚。
但在婚姻解体后不久，我极度渴望有个孩子：一种对孩子炽烈的、本能的渴望。我下决心不能像Ｔ恤衫上所画的那位女性，看着自己的手表惊叫：“哦！我忘了生孩子了！”幸运的是我没有那样，3年后我再婚并成了一位母亲。
我疯狂地爱着这个新生的小生命，很多母亲描述过那种“痴迷”般的激情。我从前曾走南闯北，但这次经历最奇特诱人。对我而言，母亲世界像神秘的喜马拉雅王国那样新奇而陌生。在我初尝做母亲的艰难和惊喜之后，我头一次感到惊讶。我很快发现，我们把这无助的小家伙带到世上来，要想满足他不知餍足的要求，我和丈夫须使尽浑身解数。正如爱默生所说：“在生养孩子的时候，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我的成就和金钱都于我无补，但我的满腔热情却无所不能。”
我发现，做一个好母亲，所需要的耐心和力量比我以往的生活要多得多，更不要说知识、技巧、智慧和爱心了。哺育和培养一个渐长渐变的孩子不同于做家务，家务只不过是一连串琐事，这却是更需要技巧的劳动，需要满怀那种激励着最优秀的教师、牧师、心灵导师和心理医师的精神。
我明白了，我先前了解或关心的世界多么小，我正发现一个多么丰富的现实，我又一次感到惊讶。我置身其中的主流文化把照看孩子划归为非技术劳动—假使它还把看孩子当做劳动的话。没有人讲出明摆着的事实：如果人的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最终源泉—许多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一点，如果能力是在幼年时被培育（或被抑制）的话，那么，小家伙的母亲和其他的看护者就是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者。实际上，她们正从事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终于了解到几乎没人同意我的那一刻。那是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有人问我：“您干什么工作？”我回答说刚做了母亲，他们马上散开了。如果我说自己是《新闻周刊》的驻外记者、《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或普利策奖的提名人，那些陌生人也许会认为我值得一交，而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曾经是真的。但作为一位母亲，我丢失了身份，就像蛇蜕去了皮。
我逐渐明白了，母亲们以及所有花时间在孩子身上的人的状况，依然与以往相同。在经过艰苦奋斗赢得工作场所的尊重之后，女性还有待争取对她们家庭劳动的尊重。
为了有更多时间和幼子待在一起，我辞掉了《纽约时报》的工作。几年后，我领略到了真相。我碰见一个人，他问我：“你还是原来的安·克里滕登吗？”
我当即明白了我必须写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