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来源于生活。
这句话当然应该很宽泛地理解，否则，看惯飞檐走壁武侠片的观众就会对奥运跳高选手产生集体鄙视了。但有时，艺术可以是对生活的拷贝，这种狭义的“源自生活”集中体现于传记片。所谓传记片，跟传记书是有一定区别的：严肃的传记文字是对传记人物的客观描述和研究，而传记电影的尺度要宽得多，正史野史都可包容，例如奥利弗·斯通的《亚历山大》，由于史料寥寥无几，大量空白之处不得不靠想象和推理来填充。
传记片是奥斯卡的宠儿。大家都知道奥斯卡青睐豪华史诗片，鲜有人提及奥斯卡也偏爱传记片。这种顾此失彼，部分原因是不少传记片同时也归于史诗片之列，如《巴顿将军》、《阿拉伯的劳伦斯》、《甘地》、《莫扎特》、《末代皇帝》等。2004年是传记片的黄金岁月，呼声颇高的作品中，传记片占了绝对多数：描写美国爵士音乐传奇人物的雷（Ray）、对性研究做出里程碑贡献的金赛（Kinsey）、叱咤于航天和电影业的霍华德·休斯（《飞行家》）、拉丁美洲的革命先驱切·格瓦拉的早年生涯（《摩托日记》），还有并非家喻户晓的人物，如创作了《小飞侠》的巴瑞（《寻找梦幻岛》）、在卢旺达大屠杀时营救了很多人的旅馆经理保罗·卢瑟萨巴吉那（《卢旺达饭店》）和60年代音乐家鲍比·达连（《飞跃海洋》）。
在电影这个领域，任何分类都是相对的，传记片也不例外。《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2001）省略了约翰·纳什现实中的某些“丑闻”，连他离婚这样的重要事件都被影片“美化”了（真人离婚几十年后又复婚）。尽管一些熟悉该人物的观众对影片的“窜改”表示不解或不满，但该片基本上可算是传记片，因为它大致是“真人真事”。《莎翁情史》不能算传记片，因为那是真人假事；《泰坦尼克号》也不是传记片，因为那是真事假人。说起来，《音乐之声》倒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但大家都只关心里面的歌曲，而歌曲却是后来创作的。我曾在那七个小孩中间那个孩子的家里听过他们的原版歌曲（30年代他们在欧洲红了一阵，录制过唱片），那风格跟影片中歌曲完全不同，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没人把它当做传记片了。有趣的是，不少电影书都把《公民凯恩》算作传记片，虽然奥逊·威尔斯口口声声该片故事纯属虚构，但当时的美国报业大亨赫斯特显然对号入座了，而后人则认为从精神上该片更像是威尔斯的自传。
我们在此讨论何谓传记片，有多少虚构成分就应该将影片排除在传记片范畴外，听起来似乎钻进了象牙塔。我想说明的是，虚构的多寡并不会影响影片的艺术成就。对于上述例子，想必大家不会有什么异议，窜改就窜改呗，无伤大雅。首先这些都是公认的经典，其次都是老外的作品，说穿了，一般人对原来的真实故事兴趣缺缺，只有像我这样发癫的人才会千里迢迢跑去寻找那七个唱《哆来咪》的人物原型。但“窜改”一旦发生在国产影视片中，大家的立场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当年电视剧《霍元甲》从香港热到内地时，霍的后代便抗议剧中把他们祖先描写成有风流艳遇之人（他不风流怎么会有你们呢？），再后来就是某个格格的后代对琼瑶阿姨大加不满，再后来据说杨子荣的后代要打官司什么的……这些人有没有幽默感啊？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做戏”？戏就意味着瞎编，专业术语叫虚构，我们某个时代连历史都可以当泥塑来对待，对文艺创作为何不能宽容一点？何必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在我们的辞典里，传记片似乎等同于歌功颂德，等同于为皇帝和烈女树碑立传。好在许云峰没有后代或后代比较开通，否则他们更应该站出来抗议了，因为广为传颂的“绣红旗”其实不是江姐她们的创举，而是渣滓洞“男生宿舍”的功劳。如果我从事写作，绝对不碰真人。在我们这个社会，纯小说都会有人对号入座，采用真人名字岂非自找官司？除非你愿意把每个人物都塑造成毫无欲念、助人为乐、两眼放金光的圣人，否则他们的后辈跟你没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云峰的后代（其实我根本不清楚他有没有后代）才没有一状告到包公那儿，因为我听渣滓洞的讲解员说，许的原型是犯了一个很傻帽的错误才不幸被捕的，远没有小说和电影中那么完美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