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观众最熟悉的惠勒影片是1953年的《罗马假日》和1959年的大型史诗片《宾虚》。《宾虚》这部获12项奥斯卡提名、11项大奖的豪华大制作讲的是圣经故事，里面有摩西劈海等壮观场面。这就是很多中国观众（包括官方）认为奥斯卡应该具有的规模——千军万马、气壮山河，非天文数字预算不能完成制作。惠勒的背景和个性可能是他后来成为好莱坞“好好先生”的重要因素。出生在德国的惠勒是犹太人，通过“裙带关系”进入好莱坞，他的叔叔是环球电影公司的创办人。惠勒刚开始时帮着写公关稿，很快就开始拍两卷本和五卷本的西部片（无声片时代，好莱坞以短片为主）。这是他学艺的时期，培养了他往后那种流畅和精确的电影风格。当时的好莱坞有诸多限制，比如什么字不能出现在台词中，声色场所也不可以登上银幕等等，很多导演用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抵抗这些条条框框，但惠勒却没有表露一丝不满情绪，他的作品总是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表现之上。你可以说，他是好莱坞最迎合潮流的大导演。
他的好友、另一位电影界泰斗比利·怀尔德称他为“有史以来电影界最绅士的影人”，同行对他敬重有加，但是，他的作品却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人们认为他的最大美德也就是他的最大局限。
1942年最叫好又叫座的影片是惠勒的《忠勇之家》（Mrs. Miniver，直译是《米尼弗夫人》），该片描写了二战期间纳粹轰炸伦敦的故事，可谓紧跟时事。影片从一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角度，细致地刻画了当时普通百姓的心理状态，尤其是一家人躲在防空洞里听着外面轰炸一场，非常揪心。如果这个题材交给一个没有艺术创造力的编导，可以想象，一定是以当地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开场，以他们的义愤填膺结束，但惠勒在处理时回避了这一窠臼，他只在片尾用了“豪言壮语”，而且非常低调。当人们聚集在教堂里，布道的牧师说的话并没有高八度，但是，镜头转过来，观众看到教堂顶上已被炸出一个大窟窿，这比任何口号都更有感染力。（这段电影人物的演讲后来被英国政府印成传单，散发给前方的战士。）
《黄金时代》（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1946）是另一部二战题材的影片，也荣获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项。它讲述三个战士从战场返回家园的故事，把镜头伸向最容易受人忽视、但对于军人的影响却不亚于上战场的一面。这两部当时感人肺腑的影片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对于没有经历二战或对二战不感兴趣的观众仍有艺术感染力吗？好莱坞的观点是前一部太过伤感、太甜腻，后一部仍是杰作。笔者认为，这两部都超越了应景之作，而且因为它们不仅以真情实感为基础，而且没有将感情上升到泛滥成灾。跟一般的主旋律相比，它们具有强烈的时代和文化穿透性。
惠勒作品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很扎实、很顺畅，但缺乏闪光之处。当他把话剧改编成电影时，他不会千方百计把戏搬到室外，而是通过镜头在室内的灵活运用，为墙壁和拐角赋予戏剧意义。在惠勒的作品中，你很难找到他的印迹，他不像费里尼、伯格曼、奥逊·威尔斯那样，几乎每组镜头都深深印下自己的天才，他好像是一个不带印章的画家，把自己更多地当成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他的名言是：“一部好片子，80%靠剧本，20%靠演员，别无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