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的诅咒，而非过度的特权。铸币税有一个对立面。如果一种货币被认为很特别，这将会吸引人们来持有它，进而增加了对它的需求，使这一货币升值，从而使本国出口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所下降。C·弗雷德·伯格斯坦对这种诅咒有一个更为强烈的认识。在他看来，能够更容易地为经常项目赤字提供资金援助，将会导致不负责任的政府和不负责任的私人部门行为，并因此导致金融的不稳定。美国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的经历就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例子。部分因为储备货币地位而引发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导致了大量的资本流入和低息贷款，二者再与宽松的法规相结合，便导致了不顾后果的行为，播撒下了危机的种子。由于美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借款，储备货币地位可能就是那根让美国自尽而亡的绳子。
过度特权带来的脆弱性。过度特权同样会给购买美国资产的国家的对外行动带来脆弱性。中国相对于美国来说有一些优势，因为中国可以出售手中积累的美国国债。“二战”后，许多英镑区国家有卖掉它们持有的英镑的打算，这就使得英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变得不稳定，也使之复杂化了。1966年，当时马来西亚持有的英镑相当于英国对英镑区国家负债额的14%。所以当英国在政治上对马来西亚施压，要求其在货币上与新加坡统一时，马来西亚以出售其英镑储备相威胁，从而成功地消除了来自英国的政治压力，这在第二章中就已经讨论过了。
责任负担。这是源于储备货币地位的权力的另外一个方面。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得不将它们的行动可能对国际市场产生的影响考虑进去，而不是只关注国内目标。埃德温·杜鲁门认为，美联储可能会降低利率，幅度可能会比其为了回应1982年下半年和1998年底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出现的国际债务问题本该降低的幅度还要大。美国也不愿看到其他国家（阿根廷）出于担心而正式实现美元化，即使这些负担并不明显。
为了保持储备货币地位而付出成本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英镑的经历。苏珊·斯特兰奇认为，要保住英镑的国际地位，就要提高国防开支和利率以保持英镑的坚挺，但是这种做法同时也降低了出口的竞争力。“二战”后的1949~1967年间，英国几次选择阻止英镑贬值。因为它担心，如果英镑贬值的话会摧毁英镑区，并使英联邦陷入困境。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的脆弱性业已显露。这部分是因为英国想避免英镑贬值对英镑区国家，以及对帝国的残存产生影响。
“代价高昂”的先决条件。中国正面临是否将其货币提升为储备货币，或是允许其货币的地位被提升这一两难境地，其核心问题与严苛的先决条件有关，但我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储备货币地位需要对资本流动开放，以及消除国内金融抑制，这是一个必要条件。简单来说，如果一种货币想要成为储备货币的话，它必须对本国以外的人可用，特别是对那些购买该种货币的发行国资产的外国人可用。但是，一个基于保持货币不贬值并促进出口快速增长的国内增长战略，是很难忍受该国对资本流动更加开放的：当外国人想购买一个国家的资产时，这会促进资本流动，从而使该国的货币更为坚挺，也使出口竞争力减弱。因此，对中国来说，在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和提升储备货币地位的战略之间需要作出抉择。因为前者要求外国人不能购买中国的资产，而后者则要求为外国人购买中国的资产提供无限制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