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手握大棒，一手拿胡萝卜。
——苏伊士危机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如是说。
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是对经济主导关系的绝佳比喻。众所周知，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无可挽回地埋葬了英国重获大国地位的希望（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幻想）。但是，苏伊士运河的历史却如实地反映了英帝国的巅峰和低潮。在两个时间点上，那些在经济上占据主导的债权国获益良多，而为此埋单的则是那些已然变弱且负债累累的国家。
苏伊士运河的建造始于1859年，英国原本对此持反对意见。随后，英国发现，苏伊士运河可以作为其“通往印度的高速公路”以及“通往东方的后门”，它对在这个水路的战略机会上没有直接利益而感到十分懊悔。原来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是一家由多名股东持股的公司，由法国控股，其余的股东，如埃及的统治者伊斯梅尔·帕夏，即当时代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埃及总督，则拥有公司44%的股份。
1875年，埃及因无力偿还其巨额债务而摇摇欲坠。再加上其在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冒险、由总督将开罗建成尼罗河上的巴里的野心而引起的肆意挥霍，以及在美国内战结束后，一旦国际棉花市场回归稳定，其出口收入将大大减少，并因此削弱国家的实力，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埃及的状况更加恶化。埃及当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接近200%，埃及的债权人绝大多数都是急不可耐的欧洲国家，这一切迫使埃及总督将其股份以区区40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这只相当于埃及当时债务总额的4%，国内生产总值的7%。
英国政府瞅准了机会，在罗斯柴尔德的帮助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获得了埃及总督的股份。英国政府付出的代价只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相当于美国买下路易斯安那时支付的金额——占美国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3%。在交易完成时，时任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写信给英国女王说：“陛下，您现在拥有它了。”这笔交易进展神速，使得迪斯雷利的死对头威廉·格拉斯顿怒不可遏，称这么做绕过了议会的程序。苏伊士运河公司成了英法之间的一大关切，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之前，英国还是有效地控制着苏伊士运河地区及其海上交通。
英国凭借经济上的主导优势获得了苏伊士运河，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净债权国。但是随着其强国地位的逐步削弱，并成为一个净债务国，它也失去了苏伊士运河。在一系列事件，包括英国和美国取消对世界银行建设阿斯旺大坝的支持之后，埃及总统迦玛尔·纳赛尔在1956年7月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同年10月底和11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袭击，埃及对此作出回应，将船只沉没于运河，封锁了油轮运输的通道。
投资者对这次行动及其给英国带来的影响心存忧虑，导致了英镑受到打击。英格兰银行被迫减少储备金，来保证英镑的价值。12月，英镑贬值的威胁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人们担心英国的储备金数额会降至英国当局设定的目标水平以下，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就意味着英镑将会贬值。
